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关系与冲突

（一）阿多诺：音乐的社会责任

虽然一般来说，很难对阿多诺的音乐思想勾画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它更像一个从诸如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哲学、心理分析和现象学思想传统中所发展出的观念的混合”。1948年，他完成了成名著作《新音乐的哲学》，其中对勋伯格以及斯特拉文斯基进行了对比评价，并从中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音乐革新的观点。

工业社会的社会现实把每一种交流的东西变成商品，变得琐碎、疏远而异化成自己的对立面，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的功能。这时，音乐与其听众之间具有巨大的隔阂，这种隔阂是聆听音乐过程本身所固有的，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总是要突破传统的习俗或者结构，音乐创造自身，也创造了与听众相对立的新要素，因此音乐与听众之间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旦传统的艺术作品的意象被废除，艺术就只能当作一个‘终极荒谬’而存在”。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阿多诺认为，一个好的作曲家，只有通过对艺术作品实际的批判才能够坚持自己说话的权利。所以作曲家只有通过音乐作品的创作不断地进行否定过去，才能够获得发展。

同时，他认为“从资产阶级时代开始，所有伟大的音乐都想要模仿一个完美、没有打破的整体，尽管有其自身的个性，都证明其所服从的传统法律是合理的”。这时的音乐是一种想象的虚构的产物，为的是要激发一种稳定的形式；这种音乐观是把音乐当作一种附属产品的音乐观，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甚或说，音乐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而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他认为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易变的，有时候，好的音乐作品会与其得以产生的社会之间产生冲突。

在此基础之上，针对资本主义时代的音乐，阿多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个社会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人们需求的极大商品化，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创造性受到了极大抑制，只能不断地感到孤独，而艺术作品也由于这种商品化而变得充斥着复制与模仿，产生了大量标准化的产品，根本上抑制了创造性的自由发展。音乐丧失了其自身作为真理的独立性而被人玩弄。而针对这种现状，不同的音乐家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代表了对这种现状的认可与接受，他的音乐对过去的复兴只是一种虚假的解决方式，以某种不自然的对过去历史尺度之外的具体化，以精巧的方式被动地反映了当代人的非人化与不幸。

而勋伯格则与此相反，他的音乐代表了一种“反叛、抗议以及毫不妥协的革命”。虽然他采用了封闭式的十二音创作技术，但却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反叛了历来的调性音乐传统，从而与自己所希望达到的自由相关联；同时，他还用这种方式避免了自己的音乐成为大众日用消费品的危险。他的创作目的是“艺术的非人性一定要战胜世界的非人性，为的是人类的利益”。所以，虽然他的音乐是没有结果的、趋向死亡的，但却是真正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有力反抗。可以看出，阿多诺所认可的音乐是一种具有社会冲撞力的艺术力量，“它承担了所有的黑暗以及对世界的罪行”。只有这种激进的艺术类型才具有资格作为“权威”。也正是本着这种观点，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宣布以勋伯格为代表的现代音乐已经变得老旧，其原来旺盛的攻击力变得温和，已经变成了一种“技术工艺上的态度”。阿多诺的音乐思想埋藏着音乐革新进步的种子，这种观念从以往作曲家们的潜意识状态，变成了当代音乐家们的光荣使命，他强调了音乐独立性和对社会互动力的增强。(www.xing528.com)

（二）达尔豪斯：音乐的历史和编撰史

达尔豪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学家，他使美学重新成为音乐学领域的中心学科，建立了对20世纪先锋派音乐历史和分析的理论架构，拓展了许多领域的研究（包括体系音乐学、制度史、沙龙音乐等附属专题），还复苏了对19世纪音乐的研究兴趣。同时，他还是瓦格纳研究的权威。

音乐的历史以及关于音乐的美学观念并不属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很显然，音乐的历史研究更加注重某个音乐现象特殊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这种研究往往因具有浓厚的个性而妨碍了研究者对背后普遍的美学规律的认知；而对音乐的美学研究则与此相反，它更加敏感于音乐事件背后的普遍联系，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先天的沟通能力，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理论上的完满性，由于往往不顾历史事实而又具有自身的武断性。达尔豪斯认为，音乐作品的美学本质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最起码的，这必然地要局限在研究者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论视野中，也就是带有了研究者个人的特性。

在达尔豪斯看来，对音乐现象的历史的或者美学的讨论真正能够分得清是很难的，“美学和文献的观察被对立的兴趣所激发，并不必然基于不同的相互独立的事实：哪种事实在历史或者‘内在的’或者‘固有的’解释当中被使用，这并没有被预先放弃，而是不得不在每一个个人情况下被考虑”。所以，虽然研究者可能在研究中具有了历史的或者美学的倾向，但由于研究必然要有研究者个人对问题的取舍，所以使得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具有了自身的合理性，他认为，“在18世纪，不只是美学和历史的意识同时起源；它们还属于相同观念的历史潮流，尽管文献与美学特性是相对的。二者都是研究艺术作品的方法，都具有客观现实精神”。达尔豪斯试图在这里融合历史研究和美学研究之间的分歧，研究者即使采用了所谓历史的研究方法，但在实际研究中必然要同时采用美学式的研究手段，反之亦然。在他看来，历史现象必然地要参与着美学成分，而同时美学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现象，是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在研究音乐历史现象的时候要从不同的出发点来加以考察，这种方法虽然是带有折中的性质，但却是达尔豪斯通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