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作为《乐记》的论乐理路，在本体论中发挥着重要连接作用，也将音乐进行的各个环节连接了起来。也就是说，《乐记》中的音乐美学体系是通过感应来实现的，在此，我们将这个体系粗略地分为四个步骤。
（一）不同的“物感”产生不同的“心动”
乐既然由心所生，是心动的产物，那么，心动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产生差异的？在《乐记》中，这个问题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一是从“感于物”的方面，一是从“感于心”的方面。
1.从“感于物”的方面说
《乐记》在开头便对音乐进行了本体论的论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本篇》）说明音乐都是心的感应，心是因为物而动，发而为声，再通过声转为音，音转为乐，表明了音乐是根据物有所感而产生的。这里的“物”不仅指自然界中的可见物质，也包括在社会和精神中存在的客观现象。
因为音乐是感于物而发，这样的物是不可穷尽的，因而由物引起的心理活动也是五花八门。不同的物形成了不同的心情，形成了不一样的音乐。土地的干湿、水的动静、气的盛衰都会对农作物造成影响，那么社会的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也对人体产生了必然的影响，由此影响到音乐。
因此，感应之物就变得重要，需要认真对待：“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乐象篇》）《乐象篇》之所以要警惕“奸声乱色”“淫乐慝礼”和“惰慢邪辟之气”，就是因为相感之“物”对于人心之动有着直接的影响。
2.从“感于心”的方面说
物之感—心之动，不仅有物的影响，也有着心的启示，这点在《乐本篇》的第二段有陈述。它重申了“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之后便从“心”来说明感的意义，表明不同的心去感应，那么也会有不同的心动状态。“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咩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其声，指音乐，即人心动的引发之物。用不同的喜、怒、哀、乐、敬、怒的心去感受，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心动状态，产生不同音乐。
所以接着又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智）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乐本篇》）“人之好恶”就是用以感物的“心”，这个“心”不能“无节”，“无节”，人就会被物所化（“人化物”）。只有有“节”，即有所节制，有主导性的鉴别和选择，才能使所感之“心动”进入良性状态。这也就是《乐化篇》所谓“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的意思所在。
后又接着记载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智）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人的善与恶都是用来感受事物的心的，心必须被控制，没有节制就会堕落，心必须能有识别和选择能力。
（二）不同的“心动”产生不同的音乐
乐由心生，音乐是“心动”的产物，所以，不同的“心动”自然会产生不同的音乐。《乐本篇》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本》）在这段文字之中，对如何理解“世界治理之声”后的三句话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理解是从音乐到现实，是讲功能的；另一个是从现实到音乐，这是生产出来的。粗略一看，第一个似乎更自然；然而，如果与前面的短语“凡音者”结合起来，那后一种思想更合理。因为这里讲的是音乐生成的问题，它是音乐的现实逻辑过程。事实上，这两种理解都是可以成立的，也符合“音乐”的基本思想。让我们先采用从现实到音乐的这一个逻辑。从这个角度上看，“治世之音安以乐”与“其政和”等句之间，应该有个省略了的“是因为”之类表示原因的词语。“政和”“政乖”“民困”是音乐形成前的现实，人们感于它，发生心动，便产生“安以乐”“怨以怒”“哀以思”的“音”。
（三）不同的音乐导致不同的心理和行为(www.xing528.com)
不同的音乐所导致的心理波动与心理活动也会不同，这些都属于音乐功能。这些问题组成了《乐记》的中心论题，其他问题的展开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魏文侯篇》将不同乐器的印象特点与人的心理波动和活动联系起来，并指出了其对应关系。“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给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魏文侯》）需要留意的是，在每一对对应物之间，都有很多中间的环节。例如钟声与“思武臣”之间，就有“铿、立号、立横、立武”四个环节；鼓鼙与“思将帅之臣”之间，则有“讙、立动、进众”三个环节。这里出现的中间环节，为音乐到心理的链接起了一个过渡作用，并对这一过程作了阐述。
《乐化篇》还对音乐的另一种形式进行了分析，即雅、颂，关于音乐形式与心理活动间的关系：“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雅、颂的声音听着比较舒缓，其意志与广大之气相通；在舞步中的动作与姿态都与音乐庄重典雅一致，整个队伍行进的步伐也十分规律、统一。
所以，有了前面的训练，就会获得后面的成功。也因此，后面才会有“故乐者，天地之命（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化篇》）的结论，因而古人十分重视音乐对人体生理和心理的调节功能，“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化篇》）
人有天生追求幸福、快乐的权利，在快乐中就不能不有外部的表现，这必将体现为某种形式，如果没有引导就会导致紊乱。先王制定礼乐的原因就是要制作出能够协调人的心理行为的音乐，进行疏导和调节。有了音乐的作用，良好的心理行为就会得到更高形式的保持和延伸。“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乐化》）这就是音乐的修身功能。
（四）不同的心理行为形成不同的社会状况
在《乐记》中，音乐能够对人的心理和行为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地对社会和人伦造成影响。在乐论中的音乐生存论中，我们讲过它是从现实到音乐的角度来生存的，而现在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是从音乐到现实的功能，即“其政和”“其政乖”“其民困”，都是不同音乐形态的产物，都对现实社会产生了影响。
《乐化篇》将音乐通过何种流程影响社会做了解释，“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闰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音乐让不同身份的人在一起，让所有的诸侯国与宗族团结一心，在同一时刻互拥彼此。在《乐记》中也记载过乐是圣人的乐趣，可以让民心向善，可以感动民心，可以改风俗，是先王教导人的利器。乐之所以可以教化民心，影响风俗，是因为从物到心、由心到物的交感、相通，才有的连锁效应。
但是，这个交感过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有一个“物—心—乐”和“乐—心—物”循环往复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动力是“感应”。在《乐象篇》中有类似的论述：“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
这里说的“奸声”与“正声”指的是不同的两种音乐，“逆气”和“顺气”是听到的两种社会能量状况，这样不同的社会能量状况又反过来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以此来加强对于“淫乐”与“和乐”的产出，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由名可知，从“奸声”到“逆气”再到“淫乐”是负能量的社会风气，从“正声”到“顺气”再到“和乐”则是正能量的社会风气。儒家的政治目的就是将一种恶性的循环纠正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当中。
儒家给出了两种办法，一是用“礼”来教化，二是通过“乐”来使人心清明。其对象依然是人，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也就是“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也就是需要回到人性，使内心进入平缓。如此才能将负面情绪排出体外。即“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儒家“正心”理论由此而来。
正心之后，就能够从混沌的“淫乐”之中解脱出来，进入“和乐”的艺术空间。进入“和乐”后，就会依据感应的特性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社会风俗和政治。政治的清明会带来“正声”，引发“顺气”，带动“和乐”的产出，就能进入到一个良性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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