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感应论的形成及其研究

（一）感应论的原理与机制

考察《周易》中的感应，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一是“同类相感”，一是“对立相感”。所谓“同类相感”，就是《易》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易·乾卦·文言》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从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3]

“同类相感”指的是在相似事物之间会能感应到的联系，如水与湿、火与燥的特征，云与龙、风与虎的联系，天与上、地与下的方位，都会因其相感，而有所应。感应的表征在于只要一方有所变化，对应之物也会有所反应。在这里，实际还存在两种不同的介质，一是声，二是其，所谓“同声相应”，董仲舒解释道：“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4]

“数”，表示弦振动的频率，当频率相同的时候，就会有感应，产生共鸣。其他类似之物，也有此种联系。万事万物皆有节律，节律相似者，即会发生感应。这里的节奏和频率都是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可以表现为比例，是形式上的概念。形式相同的两物，就容易发生感应。气，是看得见的东西中最虚无缥缈的，但还是属于质料。

中国古代哲学中，“气”是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生成，所以在气的层面上来讲，万物相通相感。那么，既然万物的本源是气，那是不是一样事物动了，万事万物也会有所感应呢？不会，古人用阴阳将万物分开。在这点上，董仲舒也主张“气同则会”，“会”，是由阴阳之气交相感应而实现的。他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天地阴气会唤起人的阴气，人的阴气在天地阴气中也有感应，万事万物都是这么个道理。例如人的情感与四季的变化，就存在着感应关系：“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喜怒哀乐与春夏秋冬也有着感应关系。

另一种是“对立相感”，也是在《周易》中，如“咸”卦“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5]周易以其辩证的思想，在感卦中揭露了万物生长的规律，万物生长，是因为阴阳之气相互感应，因为对立冲突，因而才会生长、发展。在先秦诸子当中，有人接受了这一观念。

《庄子·则阳》云：“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6]是借大公调之口述说了种种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感应而得以万物化生，大化运行。《荀子·礼论》也有这类论述，如“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7]

这种以阴阳相感的现象论说也被后人所接受，但他们称之为“异类相感”。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其造化之性，陶甄之器，非唯同类相感，亦有异类相感者。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其类繁多，难一一言也。”北宋张载《横渠易说》也指出事物间有“以异而应”者，“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或以异而应，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则无感也。或以相悦而感，或以相畏而感”。^[8]然而，从严格意义来说，用“异类”；来表示两种事物的相反特征并不准确，因为这还是同一统一体内部的两种相对立的“异类”，这应该称之为“对立面”才是，阴阳二气就是最典型也最普遍的对立相感。也就是说，没在同一统一体内就不会发生感应。如不属于同一科目的两种动物，一雌一雄，也不会有所吸引。

但是，事物之间的感应，既可以在同类间发生，也可以在对立面间发生，这好像在逻辑上有点矛盾，至少是互相反对的。问题在哪里？原来所谓的“对立相感”只是表象上的对立相感，“对立”二字并没有揭示出相感的真正本质。真正本质是什么？是双方有所缺损，在对方的身上能够获得圆满，在需要间，形成了吸引，完成了互补。在物理学中有一个定律——趋于平衡态，多的一方会向少的一方流入，少的一方也应该接受多的一方，有多的就给出去，这就是《周易》中表示的“相与”。“与”的含义就是给，我多的给你，你多的给我，相互介入，互相满足，以达到双方的和谐、完满。其实质是我需要的你有，而我所有的也是你需，因而这种感应也是“同类感应”。也就是相吸引的原因和动力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同类”，彼此相似、相同。(www.xing528.com)

感应有简单感应和复杂感应的区分，从直接的简单感应到最复杂的感应之间，有很多个级别。感应是由五行、二分的阴阳、气等元素组成。五行是一个闭合的循环生态系统，隐藏着事物运行的规律，阴阳为同类相感和对立相感两种模式提供了一个契合点，气是一切物质、质料的媒介。三者共同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万物的表象中得到体现，将这个宇宙都靠着强大的联系联结起来。

这个工作在战国后期即已开始，到西汉董仲舒那里基本完成。这里仅举先秦时的一个例子，以见其一斑。《管子》就曾经将五行同阴阳、日月星辰、气甲骨血、方位、四时相配，建构起一个各部分互相对应，能够发生感应活动的图谱：“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出入”；“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在这个图谱中，东方、春、风、木、骨互相是可以感应的，南方、日、夏、阳、火、气也是可以互相感应的，其余依此类推。再到后来，进入这个系统的东西越来越多，包括五脏、五色、五味、五声等，都可以在相对应的方面发生感应。

在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中有言：“感者，动也；应者，报也。皆先者为感，后者为应。”先有所感，才有所应。庄子也说道：“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这些表述都是在理论上做出的明确划分，而实质上的感应活动，是很难辨别出“感”和“应”的先后和成分，因为在认识活动中，是由感产生的应，应又转化为感，相互循环感应。清代王夫之总结到：“感者，交相感。阴感于阳而形乃成，阳感于阴而象乃著。”由此可见，古代的感应论是双向的。感应论思想代表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除因果练习之外的另一种关系，影响十分深远。

（二）音乐感应论的基本形态

感应思想在先秦乐论中也有所记载，如乐器与人事、自然的对应关系，五音与五行、五色、五味的对应关系，音乐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十二律与十二月之间的关系，等等。

在感应思维的基础上论乐的，有一个重要人物，即道家的文子。他说：“昔者之圣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调阴阳之气，和四时之节，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财，除饥寒之患，辟疾疚之灾。中受人事，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听五音清浊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孟仲季之序，以立长幼之节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国而治之，立大学以教之，此治之纲纪也？得道则举，失道则废。”（《文子·上礼》）古代的圣人在治理天下时，会向天地人三者学习，将这三者打通，建立起感应关系。阴阳、四季、万物、礼乐、仁义、人伦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因而可以发生感应。

他还特别提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模式，也是用以描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和秩序，来贯通自然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并将此称之为“道”。他还在音乐创造和接受的角度透露出感应思想：“雷霆之声可以钟鼓象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见者可得而蔽也；声可闻者可得而调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见也；及至建律历，别五色，异清浊，味甘苦，即朴散而为器矣。”（《文子·下德》）“雷霆之声”与钟鼓、“风雨之变”与音律，存在互相对应的关系，故易于发生感应。其实万事万物当中都存在相通的东西，如“律历”“五色”“清浊”“甘苦”，而这些又都源于“朴”，亦即“道”，是“朴散而为器”。“朴散而为器”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在其后还有一句：“故大治不割。”因为万事万物都是“朴”“散”而成，故在它们之间均相通、相同，是全息着道的信息的，故而也才能够互相感应。

真正大规模运用感应论，使感应论音乐美学思想得到系统表达的，还是要到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以及西汉初的《淮南子》和《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