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站，一个扳道工正走向自己的岗位，为一列驶来的火车扳动道岔。这时在铁轨的另一头，还有一列火车从相反的方向驶进车站。假如他不及时扳动道岔，两列火车必定会相撞，进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这时，他无意中回过头巡视，发现自己的儿子正在铁轨那一端玩耍，而那列开始进站的火车就行驶在这条铁轨上。是抢救儿子，还是扳动道岔避免一场重大事故？这就是著名的“扳道工”难题。
同样的难题也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上，泰坦尼克号是一艘奥林匹克级邮轮，于1912年4月处女航时因撞上冰山而沉没。船上1500多人丧生。在逃生的过程中，哪个群体应该获得生命优先权，成为人们面临的重要问题。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在他的《社会学》（Sociology）一书中这样写道：“……遗憾的是，救生船不够。尽管很多人遇难，但乘客大体遵守了‘优先救助妇女儿童’的社会规范。这使英国公众和政府在面对这一巨大灾难时，可以找到一些安慰。”
在著名的灾难电影《2012》中，由于地球上发生了重大的地震和海啸，只能少部分人类能够登上“诺亚方舟”。当空军一号只能再容纳一人登机时，美国总统让物理科学家乘坐空军一号前往“诺亚方舟”而自己留下，他说：“一个科学家比几十位官员更重要。”是什么原因让他说出这句话，并让大众感动和认同呢？
2017年，波士顿动力机器人在搬动箱子时，受到测试科学家的攻击，因站立不稳而摔倒，互联网上的视频观众提出抗议，认为这侵犯了机器人的权利，并引发了科学界对机器人有没有权利的激烈争论。而在这之前，2006年，英国政府发表一份报告预言未来的一场重大转变，称机器人将来会自我复制、自我提高，甚至会要求权利。受这份报告影响，2008年1月，英国皇家医学会专门召开研讨会，讨论“机器人与权利”的问题。2011年，《工程与技术杂志》（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gazine）就机器人是否应该拥有权利展开讨论。
上面4个例子中涉及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生命的进化有没有方向，谁更能代表未来？
这个核心问题在科学和哲学领域一直存在巨大争议，如果以生命进化是否有方向进行划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英国和法国代表了对立的两个阵营，英国的代表是达尔文和华莱士，法国的代表是拉马克和德日进。
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观点是，生命进化没有方向，也不存在高低等级之分。而法国科学家拉马克和德日进认为，生物进化是沿着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方向进化，德日进甚至提出“上帝”其实是人类进化的终极目标。
从目前科学的主流观点看，以达尔文为代表的英国一派更被认同和接受。达尔文一派坚持进化没有方向，物种身处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向哪个方向变都是可以的，只要能够生存，只要能够适应，退化也是进化。所以，蛔虫与猎豹都是完美的，寄生和共生都是正常的。因此，进化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级结构和组织的出现，生物只不过是在努力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一致的进化方向，我们如何预知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何判断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竞赛的输赢。只有当人类、动物、AI、机器人有相同或相似的进化方向，才能把他们放在一个维度上进行比较，才能判断在不同的紧急条件下，哪个群体需要受到优先保护。
19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和华莱士创立了科学的生物进化学说，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作为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理论之一，统一了生物学的各个学科。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不仅局限在生物学领域，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对几乎所有的科学和人文领域产生影响，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最终也会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
达尔文把生物进化过程设想成一棵不断生长、分支的大树，现存的所有生物都位于这棵树的某个小分支的顶端，如图9.1所示，进化树不存在一个以人类为顶端的主干，人类只是进化树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分支。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看，生物的进化没有确定的方向，人并不比老鼠、蚂蚁更高级，人类并不能代表生物的发展方向。
图9.1 达尔文生物进化树
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达尔文用赞叹的语气写下这样的话：“生命是极其伟大的。最初，生命的力量只赋予生命一种或寥寥几种形式。当这个星球按照一成不变的重力法则周而复始地运动时，在如此简单的开端之中，却迸发出了无穷无尽的不同生命形式，而且大都美丽而精彩。所有这些生命形式都经由演化而来，并且仍将继续演化下去。”
达尔文的进化论排斥了目的论，达尔文主张变异是随机的，用比“上帝”一点也不逊色的“自然”一词来解释其所精心构建的进化理论的核心。但是，达尔文也有其困惑和无奈，他感叹道：“这广阔无垠、奇妙无比的宇宙……竟然是盲目的机遇或必然的产物，为此我感到非常难以甚至无法理解。”[1]
达尔文进化论的研究者认为，“进化”这个词也是不准确的，应该用演化来代替，以突出生物发展的无目的性和无方向性，持有这个观点的科学家认为：进化没有目的。就一个物种来说，能够繁衍生息就是成功，可这一成功只是大自然筛选的结果。因此，进化并不是为了进步而发生的，只是变化着的环境在生命世界的反映，没有终点。
德国著名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est Mayr）说：“现代的进化论者已经放弃了进化会最终产生完美的思想……人们常常把随时间的推移，从细菌到单细胞真核生物，最后再到有花植物和高等动物的逐渐变化称作进步……高等和低等并不是对价值的判断，高等只不过意味着出现于较近的地质时期，或者在种系发生树上位于较高的位置。但是位于种系发生树上较高位置的生物就意味着‘更好’吗？还有人声称，进步体现在复杂程度更高，器官之间有进一步的分工，能更好地利用环境资源，更加适应环境等。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说并没错，但是，哺乳动物或鸟类的骨骼并不比它们早期的鱼类祖先的骨骼更复杂。”
毫无疑问，达尔文进化论在今日是主流科学界的重要共识，应该说，这是经历过激烈批判和大量实证后形成的共识，恩斯特·迈尔这样评论道：“在过去140年间的争论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达尔文的基本范式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与达尔文进化论竞争的三种主要理论——转型论、拉马克主义和直生论——在1940年遭到了明确的否定，在过去的60年间，再也没有可行的、试图取代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被提出。”
但达尔文进化论并不是已经完全成熟、彻底稳定的科学理论，大部分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并不能彻底否认转型、获得性遗传以及直生现象的存在，现代进化论还停留于所谓“现代综合”的阶段，中性学说对进化论的贡献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而间断平衡假说也未超越达尔文进化论，最近的表观遗传研究提醒人们需重新审视拉马克主义。(www.xing528.com)
拉马克是法国博物学家，生物学伟大的奠基人之一。19世纪初期，拉马克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生物在不断进化的思想，与英国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观点不同，他大胆鲜明地提出生物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可以说，他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生物进化理论。
拉马克最重要的著作是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Zoology）一书。拉马克把脊椎动物分为4个纲，即鱼类、爬虫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类，他把这看作动物从简单的单细胞机体过渡到人类的进化次序。
拉马克作为进化论的先驱者，在这本书里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进化来的，进化所需要的时间是极长的；复杂的生物由简单的生物进化而来，生物具有向上发展的本能趋向；物种为了适应环境而继续生存，一定要发生变异；家养可以使物种发生巨大变化，和野生祖先大不相同等。
拉马克肯定了环境对物种变化的影响。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原则：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前者指经常使用的器官更发达，不用就会退化，比如长颈鹿的长脖子就是它经常吃高处树叶的结果。后者指后天获得的新性状有可能遗传下去，如脖子长的长颈鹿，其后代的脖子一般也长。
拉马克学说在科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为以后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当时生产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拉马克对进化原因的解释过于简单。“生物天生地具有向上发展的倾向”缺乏物质实证；“环境改变必然引起生物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异”也缺乏事实根据；“器官用进废退”在现代科学条件下成为可能，但这种后天获得的性状，如不影响到遗传物质，是无法遗传给后代的。[2]
著名的老鼠尾巴切割实验是反对拉马克主义的经典实验，20世纪初由德国动物学家魏斯曼（Weismann）进行，他连续切了22代老鼠的尾巴之后，发现第23代老鼠仍长出了尾巴，因此他否定了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
20世纪中叶，人们成功地揭示了遗传的物质基础DNA，解释了个体变异的基因本质，也认识到生殖及物理化学因素对遗传变异的影响。“中心法则”的提出被认为是对获得性遗传的彻底否认，基因突变被认为是新物种创造的唯一途径，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适应的遗传与进化意义。
但是，近年的表观遗传学研究似乎又在提醒人们，应该重新审视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洞穴动物的眼睛是如何消失的呢？也许你可以认为这是突变的结果，因为突变可以在所有方向上发生——既可能向关闭眼睛的方向突变（或许因为某些基因的丢失），也可能向眼睛变大的方向突变，但是在黑暗之中，没有眼睛者可能更有优势，于是就生存下来了。从这个角度看，拉马克的观点又具有新的价值。
德日进是法国另外一位著名的进化论哲学家和生物学家，20世纪初，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神父德日进因在课堂上宣传进化论被教会驱逐，来到中国和化石打交道。他是北京猿人的发现者之一，他对进化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
从考古发现出发，德日进大胆地提出了关于宇宙、生物、人类、精神逐层进化的观点。他认为世界是进化的，从物质到生命，再到人类和精神，最后将走向“上帝”状态的统一，即Ω点，又叫“上帝”之点。在某种意义上，宣扬生命向宇宙蔓延的《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Out of Control：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Social Systems，and Economic World）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预言奇点到来的库兹韦尔（Kurzweil）都可以看作德日进思想的继承者。
关于生命的起源，德日进认为：“物质从外表看是静止的，其实里面却蕴含着动力。例如生物有其生命力，人有意识能力。即使在有生命之前，也不无生命，在有意识之前，也不无意识，只是不到一定程度，不为人们所发现而已。好比物体必须接近光速时，人们才觉察到其质量的变化，温度必须高达500摄氏度时，人们才觉察到其放射性。同样，物体在未达到100万或50万原子的复杂结构时，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其实，它已蕴含着生命的种子。总之，在生命出现之前，必然有生命的种子，在意识出现之前，必然有意识的微粒，只是由于浓度不够，不为人们所觉察。”[3]
对于生命的未来，德日进认为：“宇宙的历史就是一部进化的历史。进化本身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一种不可逆的向上运动。没有正向演化，生命不能得到扩展；因为正向演化，生命有了不可战胜的升华运动。”
德日进不反对外部影响的作用，但认为物体的内在动力才是物体直向演化的主要动力。宇宙一直是依靠自己的内在力量而逐渐进化的，结构复杂与意识并进的规律就是直向演化的有力证据。
德日进是中国古地质和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亚洲干极”理论对其后的“高亚洲干旱核心”和以“地球第三级”青藏高原为中心的“寒旱干极”理论的形成有开拓性的影响。作为有哲学思想和世界眼光的科学家，德日进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用自己的语言思考生物圈、全球化、计算机革命、耗散结构、组织的复杂性、技术“座架”等当今很热门的问题了。
他熟悉当时科学的主要进展，在普里高津（Pligau）之前，他就反复思考宇宙熵增加的退化过程和生物、社会组织进化的负熵过程之间的矛盾，这种互逆过程的深刻本质到几十年后才被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清晰地揭示出来。
他的思想深刻还体现在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染色体进化（现在叫基因进化）的达尔文进化意义上的缓慢性和人类社会文化进化的拉马克意义上的加速性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这种意识在当时只有哈耶克（Hayek）等少数思想家在更狭隘的社会政治经济领域涉及。他所揭示的这两种进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今后将会以更强烈的方式震慑人类。
德日进最有价值、困扰和吸引他一生的是人类进化的条件、动力、方式和目的问题，他最终提出：人类是通过“合而创造”、“联通领圣”、集成、综合、统一、凝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组织结构松散到组织结构富集，由量多到量精，伴随着“意识”含量的逐渐提高，最终趋于一个终极目的的必然过程。[4]
他把这个人类进化的终极目标用最后一个希腊字母Ω来表示，叫作Ω点。至于到达Ω点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借用约汉斯的观点，认为人类还有几百万年甚至几亿年的生存时间，具体描述已超出人的认知能力。
德日进在中国居住了23年，发表140篇论文，写了17部著作，他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智慧圈”和“人之现象”是在1940年前后中国抗战时期完成的。同许多有创新精神和思想超前的学者一样，他生前寂寞，身后显赫。德日进晚年入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生前被禁的书在其死后陆续出版，声誉日隆。德日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在世界开会纪念的少数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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