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面临的绿色发展问题

1.保护与发展存在尖锐矛盾

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新区建设给整个长江流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几十年来，长江流域各地区经历了全面的大规模开发。仅皖、赣、湘、鄂、川、渝、黔、滇等中上游地区近10年来，都基本实现了平均10%的超高速经济增长，25年中，各地的年GDP总量翻了3.5番。高于全国同一指标。这种增长主要支撑部分是由能源、重化工、物流、大农业等产业提供的。长江经济带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前长江流域开发和生态安全保护之间仍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第一，流域的整体性保护不足，破碎化、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加剧；第二，污染物的排放量大，风险隐患大，饮用水安全保障压力大；第三，重点区域的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客观存在区域发展差距，诉求不尽相同。上游部分地区希望国家能够充分考虑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要求，结合资源等条件，放宽经济发展空间。中下游部分地区在航运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过程中，也提出面临的发展和保护的两难境地。

2.水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一条巨型流域经济带，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连接上下游、东西部、左右岸，水生态环境是其赖以存在发展的重要基础，关系着产业的持续发展与居民的身心健康。然而，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发展不容乐观，水污染严重，生态系统失衡。上游地区水能资源开发过度，水土流失加剧。根据2015年《长江泥沙公报》，三峡下游宜昌站年径流量和输沙量分别为3946亿立方米和0.037亿吨，与1950—2015年的平均值相比，分别减少8.5%和99.1%。由于清水下泄量增大，中下游河道冲刷下切，河流特性发生改变，河口从堆积转向侵蚀，洞庭湖、鄱阳湖水位相对抬高。同时，随着长江上游干支流水电项目持续开发，以及世界最大的水库群建设，长江干流径流量将进一步减少。中下游地区湖泊、湿地生态功能退化，长江“双肾”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特别是沿江大型湖泊蓄水滞洪功能削弱、枯水期延长、水体富营养化导致水质下降，部分河段饱受重金属污染。沿江工业及生活废水排放点源污染、农业生产面源污染以及船舶运输流动源污染为主要污染来源。自2003年以来，洞庭湖三口水系分流减少，断流时间增加，湖水出流加快，枯水期提前20天左右；鄱阳湖由于受长江干流的“顶托”作用减小，湖口年均倒灌水量由蓄水前的25亿立方米减少至蓄水后的8亿立方米，“拉空”效应使鄱阳湖枯水期提前1个月，水位的快速下降加剧了鄱阳湖枯水期水质恶化的趋势。长三角地区局部饮用水水源地受上游和天然背景值影响，水质尚未全面达到饮用水标准。2015年，上海市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仅为68.6%，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和粪大肠菌群，饮水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3.大耗能、大污染的重化工产业比重较高(www.xing528.com)

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上游地区长期是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在沿海快速发展的“压力”下奋力追赶。利用长江流域的资源、廉价水运，以及国内外市场提供能源、矿物原料及需求的条件，大规模发展钢铁、船舶、石化、化工、造纸、电力、有色金属、建材等高污染、高能耗的资源性行业与产能过剩行业。超高速度增长及比较初级的产业结构导致能源消耗，原材料与建筑材料需求量、物流量与污染物的大幅度增加，并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通过流域生态系统联动性，最终将中上游地区严重的生态环境压力传导至各个地区。2015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直辖市六大高耗能产业销售产值占工业销售总产值的比重均高于20%，而中上游地区的江西、贵州、云南更是分别高达39.93%、39.60%和48.70%，这不仅成为维系长江经济带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原动力，也是其生态系统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尚未摆脱高能耗、高投入、高排放的粗放扩张型发展模式，仍旧延续着重化工型产业化趋势，存在着绿色发展与经济稳定增长的两难取舍问题，构成绿色发展短期难以逾越的褐色门槛。

4.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机制尚不健全

长江干支流与上中下游同时被十多个行政区、几十个部门所管理，受到太多方面利益的驱动，统筹管理和协同保护的大格局尚未真正形成。虽然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均建立了常态的对话沟通平台，如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专题联席会、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会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并发表了加快绿色发展与加强生态保护合作的《武汉共识》《长沙宣言》《合肥纲要》《南昌行动》《淮南宣言》等集体倡议，但相关合作平台和协议约束力不够，难以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绿色发展产生持续性实质影响。长江流域整体在协调部门利益、区域利益，以及推动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协调程度有所加强，但上中下游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受营商环境不佳、交易成本较高等因素制约，下游的资本、技术和人才难以进入上游地区。城市群内部的协调联动机制还比较滞后，城市间产业、生态合作不足，整体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跨区域的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机制尚未建立，中上游农村转移到下游地区城镇就业的人口难以完全实现市民化，以及难以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