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古代朴素思想

中国在公元前700年前后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出现了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这些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以用之有度为原则，以永续利用为目的，主张“天人合一”，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周文王曾说：山林非时不升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麝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

管仲对齐桓公提出如下建议：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立为天下王。

孔子指出：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并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把顺应自然规律提高到了道德伦理的高度。

孟子提出的治国理念包括：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荀子把自然资源的保护视为治国安邦之策，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本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www.xing528.com)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主张人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对万物要抚养和保护，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主宰它们，这是人类最深远和高尚的道德。

上述主张都一致强调，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不能搞竭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掠夺式资源利用，而要适应自然规律，采取适当的手段、选择适当的时机获取资源，使自然资源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保障。

相对于中国漫长农业文明所产生的古代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西方古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认识还比较初级，只是在经济理论中加入了一些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考虑因素。重农学派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首先在生产中找寻财富和价值来源的流派。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邦·德·奈穆尔（1739—1817）将社会财富认定为农业生产出的生活必需品，“土地是财富的来源，而农业生产发掘了财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土地”并不单指可耕种的田地，而是指所有能进行农业生产的田地、牧场、矿山等，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然资源相类，也涵盖了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定义。亚当·斯密（1723—1790）在其《国富论》中认为：人力的不断增加会让所有土地都能得到开发，土地就会逐渐变成稀有资源，人口的继续增加最终会导致劳动边际报酬降低的态势。不过他也认为分工和资本累计促进的报酬增加能够抵消土地稀少对经济提升的负面作用，进而能让经济与社会获得永续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66—1834）、李嘉图（1772—1823）和穆勒（1806—1873）等的著作中也认识到人类消费的物质限制，即人类的经济活动范围存在着生态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