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卡里亚虽然是人文教育的拥趸，并且痛责政府与大学对人文教育之重要意义的忽视，但他也毫不讳言当代人文教育自身的弊端。人文教育困局的产生显然不只是由于外生性的因素，而同样应当归咎于内生性的发展困境。依据他的分析，美国的人文教育已然出现了三点不均衡的状况，正在不断侵蚀人文教育的基础。
其一是教育的精英化。扎卡里亚赞同美国“国父”杰斐逊的观点，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作为国家中坚力量的“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即因其德性与才干而得以获得领导地位的精英。[15]“自然贵族”不因其出身或财富而获得其地位，因此他们应当通过教育体系得到选拔与培养。[16]而这种教育体系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允许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弟得到同样的竞争入学机会。然而，在当前的美国教育体系中，选拔培养“自然贵族”的“初心”已经被破坏，“教育系统日益成为特权传宗接代的有效工具”。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顶级高校的学费不断上涨，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家庭也难以负担的地步，对寒门子弟构成了事实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录取的日益严苛与竞争的白热化，使得有机会在全球各地参加“志愿服务”以便向招生官呈递一份漂亮简历的富家子弟占尽优势，而寒窗苦读、无缘形形色色课外活动的寒门子弟则举步维艰。[17]教育不仅没有起到再分配的作用，反而让阶层固化愈发严峻。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提出的“富家子在畅想未来，从容构筑他们的诗和远方；穷孩子连眼前的苟且都不可得，更别说对未来的希望”这一严肃命题[18]，已经对人文教育的基础性理念构成了威胁。
其二是“水课”的泛滥化。“美国今天的问题可能很简单：学校太轻松了”，扎卡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大学与当代人文教育的“七宗罪”：学年短，课外学习时间短，学术训练强度不足，非职业体育项目占据大量时间，人文教育的结构松散化，工作量减少，标准降低……[19]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由于人文教育理念的错误，而恰恰是由于原则性的丧失，使得这些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践行。对教师而言，自己的收入与声誉只和科研挂钩，教学尤其是基础性的人文教育纯属无用的累赘；对学生而言，高涨的学费使得大学教育成为了一项成本巨大的“高风险”投资，而参与普遍被认为无用的人文教育显然无益于投资的成功。学生唯一重视的是在这些课程上所获得的成绩，因其对学生的排名与就业有直接的影响。其结果是，教师对教学目的缺乏期待，应付了事；学生对人文教育不甚了了，但求成绩——两方的合力导致了扎卡里亚所指出的美国大学成绩“通货膨胀”的问题。获得A的学生越来越多，但学生通过大学时光所真正取得的收获甚少。(https://www.xing528.com)
其三是人文教育中文理科课程建设的差距。人文教育传统上应当既包括文史哲，也包括对科学研究的探索。然而，正如扎卡里亚所言，当前科学已经变成只有科学家才关心的问题；非专业人士既觉得科学晦涩难懂，同时也无法感受到科学能够对生命意义做出怎样的贡献。这一趋势导致即使是接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文化精英也对科学一无所知。他们鄙视科学家的文化修养，但却从未意识到如果不知道“质量”“加速度”等的含义，就几乎等同于科学领域中的“文盲”。[20]文科学者与理工科学者本应在人文教育的宏大愿景下深度交流，但当前恰恰是专业的分野使得学者们分成了互不统属甚至互相蔑视的两大阵营；人文教育没有能够消弭专业化的鸿沟。而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突出的意义也应使人警惕，即便未来的政治决策者如杰斐逊所期待的接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但对科学技术所知甚少，那么如何能够指望他们作出有利于共同体的决策？
针对三大问题，扎卡里亚提出了自己的“破题”构想。在教学原则上，他赞同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的人文教育改革，如废除专业壁垒，将教学目的由知识传授改为教授方法[21]；在技术上，他相信慕课是破除学费与录取限制，真正实现知识普及的有效方式。他推崇线上观看教师讲授，线下面对面讨论的模式，并认为可以通过大数据让每个人在互联网上定制自己的学习计划。[22]当前的教室中以教师为中心的集中式教学来源于工业化时代的逻辑，而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的特征，以及已然崭露头角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或许确实可为人文教育带来全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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