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文教育辩护，其核心议题自然在于人文教育有何价值。在扎卡里亚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尝试对此问题作出了回应。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指出，人文教育应当带领学生走出熟悉的天地，发现更广阔的知识世界，为学生带来更高尚的生活，让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6]如上文所言，努斯鲍姆将人文教育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人文教育所培养的三项能力：对自己与自己所处的传统进行苏格拉底式的批判性审视的能力；超越区域或群体的界限，将自身视作与全人类关联的“世界公民”的能力；设身处地为他人换位思考的能力。[7]一言以蔽之，在学者们的眼中，人文教育所致力于培养或化育的应当是一种公民德性，即在民主社会中避免陷入“乌合之众”式的迷思，而善于批判和反思现实，防备“多数暴力”，关照超越平庸日常的、更为高远的精神追求。如同布卢姆所言，大学活动的一条重要规则是它不必致力于向学生提供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得到的经验，而应当提供他们得不到的经验；大学不应试图事事为了社会，而应当独立于社会舆论甚至蔑视舆论，坚持大学自身的利益是独一无二的。[8]尽管努斯鲍姆对公民德性的定义与布卢姆不同，但她同样认为，大学应当为公民权的培养做出贡献，而非仅仅关照具体的职业培养。[9]因此，在前引学者的观点中，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似乎走上了泾渭分明的两条路径：人文教育自我建构出了一处道德的高地，居于其上俯视参与实际工作的芸芸众生。
作为一位电视主播，扎卡里亚无疑懂得并且擅长迎合民众，从而看出了上述观点的危险性：在身份平等的社会中，象牙塔中的学者固然可以从学术自由的权利出发谈论公民德性，但这种公民德性如果不与现实利益结合，就是难以被接受的，只能“曲高而和寡”。因此，扎卡里亚采取了更为务实的路径。他承认人文教育在公民德性方面的意义，指出人文教育是“有历史特色的，独一无二的美国式教育”；与欧洲模式相比，美国教育向来以“非技能主导”而著称，这一点甚至已经内化为一种美国精神。[10]他认为，当代娱乐的迅速发展，使得青年极易沉迷其中，而无法享受阅读、写作、思考等“知性冒险”。而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思想自由驰聘，使学生真正热爱学习。[11]然而，与学者的区别在于，扎卡里亚并不认为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是截然两分的。人文教育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成为更好的人，同样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工作。
扎卡里亚指出了人文教育带给学生的三点收获：写作、口头表达与学习能力，并一一将其与未来职业发展相结合。他引用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要求亚马逊高管提交6页纸的书面备忘录的案例，强调写作如何培养与体现清晰和有逻辑性的思考；他将口头表达与说服能力和对话能力两项职场技能结合，突出研讨班这一通识教育核心教学方式的意义；而扎卡里亚对学习能力的强调更为犀利。针对“专业对口”有利于找到好工作的普遍观点，扎卡里亚尖锐地指出，大学中的“专业学习”和未来的职场技能本质上是脱节的。具体的技术或许毕业即过时，而永不过时的是获取技能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引用福斯特的话说，人文教育所提供的是“第六份工作，而不是第一份工作的技能”。人文教育的另一大优势则在于可以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学习方法，从而适应未来不同的工作所要求的多样化技能。[12](www.xing528.com)
扎卡里亚甚至更进一步暗示，人文教育不仅与职业发展不矛盾，甚至更加有利于职业的成功。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逐渐取代很多白领的工作，导致诸多从业者的生存危机。然而无可取代的是“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决策力、辩论和管理的能力”，以及蓬勃发展的娱乐业所要求的艺术元素与技术的结合。这些能力恰恰是人文教育所可以带给学生的价值。他引用数据指出，在学生毕业后，取得工程学位的毕业生一开始工资比较高，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人文教育的毕业生又取得一个专业学位之后，薪资的差距就逐渐缩小了。[13]
扎卡里亚努力的意义在于，他赋予了人文教育以实用价值，而并未以贬低人文教育的核心内涵为代价。现代社会中的人文教育虽然继承了古代贵族教育的诸多特色，但其宗旨毕竟不是培养一个“劳心者治人”的贵族阶级。投入职业工作是当代大学生走出象牙塔后的必由之路，因此人文教育的探索者也不应回避这一现实，而应思考如何让身份平等时代的学生在琐屑的现实中仍然保持高贵的精神，并且在职业发展中通过这种贵族精神过上好的生活。或许可以借助那个著名的典故来说，如何将马基雅维里的白天生活与夜晚生活相融合[14]——人文教育的受益者不必只在夜晚孤独地与古圣先贤对话，他们应当也能够可以在白天的劳作中践行这些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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