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当局对日本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包括大学课程和教学。受美国占领的影响,日本政府1947年3月31日颁布《学校教育法》,同年4月1日生效。该法正式开创了以美国理念为基础的日本教育体制的新时代。新教育体系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通识教育。通识课程模式,特别是在哈佛大学进行的通识教育实践,被用作改革日本大学本科课程的一个样板。日本战前本科教育只开设专门课程,而新体系下的本科教育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专业/专门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前者承自日本传统的大学教育,而后者是受到美国理念的影响。通识教育课程通常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外语、健康类和体育等课程。
但是,需特别提及的是,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都会在四年本科期间开设通识课程,而日本只在前两年提供。此外,与美国模式不同的是,只有通识教育学院才会开设通识课程,在学术地位、预算分配和行政安排方面,该学院的待遇并不如从事专门研究的其他专业院系。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日本强调专业研究的传统,在战后时期的大多数情况下,通识课程是作为专门课程的补充或专业课程的一部分而开设的。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如表1所示,除了极少数大学外,在学分占比上,绝大多数日本大学开设的专门或专业课程要比通识教育课程多得多。这表明,虽然看起来日本的通识教育模式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实施,但是日本本科教育本质上还是受到专业教育模式的影响。
表1 1991年前日本大学本科教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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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uang,2006。
1991年,《大学设置基准》约束力下降,日本各个国立大学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和自主权。在政策层面,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教育部咨询机构的大学审议会提议其他院系也要进行通识教育研究。这表明所有教职员工,包括专业院系的教师,都必须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政府采用新词“教养教育”(kyoyo kyoiku)而不是“一般教育”(ippan kyoiku),因为人们认为教养教育与自由教育关系更大。根据标准,专门课程虽然由单独的专业院系提供,但大学也应开设一些课程,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和综合判断能力,使其具备丰富的人文素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要求日本大学根据自己的任务、目的和目标设计和开设课程,这让日本大学的本科课程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发生了巨大变化。1998年,大学审议会提出了另一项名为“21世纪大学及改革策略”(The Twenty-First-Century University and Reform Strategy)的报告(1998),建议应根据美国模式实施日本大学的本科课程改革(Yoshida,2013)。
自1991年来,在制度层面,越来越多的日本高等院校改变了旧式本科教育模式。政府也在大力推动改革,有如下几个特点(Ministry of Education,Culture,Sports,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6)。第一,所有教师参与的通识教育已成为提供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要形式。第二,采用新型本科教育模式的机构数量有所增加。尽管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或专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专业课程的基础部分在较低层次开设;在较高层次上,专业课程得到了扩展。第三,新生教育课程、外语(主要是英语)课和信息科学的课程数量迅速增加,补救课程也大幅增加。这些课程往往是许多院校通识教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第四,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相比,新的通识教育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人类天性为重点,在绝大多数日本大学的本科教育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增加新生和补习教育课程,将高中教育与大学的专门教育或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它为由个别专业院系开设的更专门或专业教育课程提供基本或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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