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主张大学的教研工作首重“客观主义”的人，心目中所谓的“客观性”（objectivity），其实是实证主义意义下的“客观性”，也是“主”“客”对立意义下的“客观性”。但是，在教学场域中，所谓的“客观性”常常是通过学习者作为认知“主体”折射而出的“客观性”。东晋郭璞（景纯，276—324）在所撰的《山海经注·序》中说：“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13]明末黄宗羲（梨洲先生，1610—1695）说：“盈天地间无所谓万物，万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吾之父……”[14]郭璞与黄宗羲都看到了“自我”主体性的建立是了解外在世界的基础，他们的论点启示我们：所谓“客观化”实与“主体”之建立与觉知不可分割。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客观主义”教育观失之褊狭。
其次，“专业主义”的教育观完全未能明察，“专业”与“通识”之间实有其辩证性之关系，从而忽略了以下的事实：“专业”的洞见其实来自宏观的“通识”的视野，不“通”则无以成其“专”，愈深入“专”愈能感受“通”，两者是一种循环性的互为加强的关系。诚如郭位校长所说，“如果通识教育做得彻底，可以加分。如果做得不好，反而牺牲了专业”[15]。从“通”与“专”的不可分割性来看，不以“通”为基础所建立的“专”，很可能类似在沙滩上面盖楼房，其易于崩毁乃显而易见之事实。而且，就教学场域而言，只重“专业”而忽视“通识”，必将导致大学教育的“隧道效应”，使“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往而不反……”[16]（《庄子·天下》）两千多年前庄子的浩叹于今尤烈。
为了说明在职场上“通识”比“专业”更为重要，也更受重视，我想引用研究台湾企业的现任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翟本瑞的实证发现，翟教授说：
因研究计划而访谈企业主，询问企业界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出乎意外的，绝大多数企业家并不一定要求员工经过专业训练，反而期待员工在诚实、敬业、与他人合作、沟通能力等非专业态度上有一定素养。是的，企业最需要的人是“态度”正确的年轻人。许多企业主在访谈结束后，都感叹现在找不到好的员工，公司难经营。我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有个年轻人告诉你：“老板，我愿意到你们公司上班，我肯学，除了交代的工作外，我会主动找事做，我不在乎待遇。但是，如果哪一天你认为我是人才，可以融入公司大家庭，值得公司培养，到时候，我希望你能给我合理待遇。”这样的年轻人你会不会用？几个企业主眼睛一亮：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员工，只要肯学，我会故意试他，看看他学习能力、敬业精神、主动态度、沟通协调能力、挫折承受度、品德操守，如果一切都对了，两倍、三倍的薪水我都肯付。[17]
这一段实证的研究经验，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只有优质的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毕业后在职场上永续发展的“续航力”。这一点也许就是一些全球前500名的跨国大企业，常常录用大学时代主修数学、物理或文史哲的杰出毕业生的原因。
再就“实用主义”的迷思来看，“实用主义”教育观所特别注重的“实用性知识”或“工具性技能”，在短程内似乎极为有用，但是，就长程观点来看，这种知识或技能常常使学生欠缺长程的续航力。因为21世纪应用科技飞跃发展，日新月异，所谓“工具性技能”必须与时俱进，因此，短程的“技能”终究不免沦为长程观点下的“鱼饵”，成为长程观点下自我限制的力量。再进而言之，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之中，分工体系日趋细密，工作者的职业也常变更，必须永续学习以保持跨职业的移动力，所谓“回流教育”正是21世纪教育的新潮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大学时代扎实而深刻的通识教育，可以奠定学生毕业后永续学习的基本能力，至关重大，不可忽视。(www.xing528.com)
在“实用主义”取向之下，近年官方人士要求大学研究应力求“商品化”，大学教学应以“设计思维”重新规划课程，这种教育政策着眼于提升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与社会经济的竞争力。但这种政策如果完全落实，则对教育的伤害实难以想象，我在拙著《大学之理念：传统与现代》一书的《自序》中曾说：
大学教育与研究过度追求商品化流弊之所及，更使得大学陷入“精神资源的贫困”，师生在大学教育现场中难以远离痛苦，获得快乐。在教育市场化的巨浪中，老师们好像坐在一艘大船上的旅客，被迫必须紧盯船上的甲板或船舷两侧的波浪，因此很容易晕船或呕吐。师生很难从容地在船上体验在智慧之海中航行的乐趣，也很难有时间远眺海岸的地平线或岸上渔家灯火之美，更没有时间在大船的甲板上闲庭信步，仰望北斗七星，校正研究与教学的新方向。在迈向“一流大学”的路上，其实“氛围”比“机制”更重要。但是，当前的大学作为师生精神家园的氛围日益淡薄，甚至杳不可寻，老师和学生在大学里不易获得“教研工作的意义感”与“知识追求的愉悦感”。[18]
如果大学教育完全成为“实用主义”的弄臣，大学必然沦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扈从，大学校园必然沦为“荒原”，学生在大学教育中必定辗转呻吟，难以离苦得乐！
再次，关于“官僚主义”的障碍问题，这是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问题，这项问题涉及“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与大学的互动关系。“大学”存在于“国家”之中，受“国家”的资助，当然不能自外于“国家”。所以，“大学”与“国家”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但是，“大学”的目的在于追求并弘扬真理，“国家”的目的则不在此；大学是“知识社群”，它的运作逻辑（modus operandi）是多数服从少数，以真理为依归；但是，“国家”是“政治社群”，它的运作逻辑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以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因此，两者之间又有其互为紧张性。两者之间的互动，如何获得动态平衡而又对双方有益的关系，对双方而言确实是一大挑战。而且，更深入来看，所谓“国家”在特定时间与空间之下，很容易沦为“资产阶级管理内部事务的俱乐部”[19]，或被特定政党或政客所掌控而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尤有甚者，在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之教育主管部门之下，个别大学成为“原子式”的个体。表面上各大学院校在申请教育经费时，都享有18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观察早期美国的民主时所说的“条件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20]，但是，在实际运作上，因为各个大学只管自己学校事务，因此，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教育政策等事务交给了“国家”，使“国家”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国家”确实不宜经由计划补助款的操作，而过度深入地介入各大学通识教育的具体规划与教学实务，从而压缩各大学办学的“自由”与“自主”的空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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