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是由具有学术专业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小区，属于知识分子所有，被知识分子所统治，为知识分子而存在。自从19世纪研究型大学兴起之后，大学的专业主义更加飞跃发展，所以在1930年代，非常重视文化素养教育的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1883—1955）在《大学的使命》这本书中，才会强调大学应加强培养医师、律师、法官、经理人与公务员等专业人才。[4]
但是，也正是因为现代大学被专业主义所统治，所以大学内各种不同专业的内在惯性（inertia）极强，各个不同的学系在面对全校性事务时，习惯从本系立场出发思考，学门的本位主义极重，而且不同学门之间较少互动甚至互相较劲，“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5]。所以1930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才会感叹当时美国的大学校园之中，弥漫着一股“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氛围。[6]
专业挂帅的氛围在现阶段台湾的大学校园中特别严重，许多专业系所的教师普遍认为通识教育不够专业，既缺乏学术的专业度，也无助于学生毕业后在求职之路上的短期竞争力。有的大学规定以系专业课程学分“充抵”通识学分，就是基于这种思维路径。在这种思路之下，通识教育之被边缘化，学分数被削减，课程数被缩减，乃理所当然，势所必至！
在专业主义所统治的大学里，现阶段台湾的部分大学通识课程教学内容的浅碟化，也引起质疑通识教育的人士的挞伐，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说：(www.xing528.com)
中国大学近年来误引美式教育，通识之风盛行。通识教育有普通化、粗浅化的味道，不能满足各专业学科的要求。大学美其名戴上通识的帽子，开了许多好玩又讨好的课程，有气功、电影欣赏、污染防治、恋爱配对、动画世界等浮光掠影、非关学术的营养学分。实在不必要大费周章把这些可归类为常识性的课外课程，放进大学的课堂上，浪费好像不值钱的时间与精力。对这种通识课程，皆大欢喜，抗议反而少，似乎也是低学费所造成的后遗症之一。
如果所修的通识课，竟无异于电视、电影或者自学而得的数据，甚至零碎的片段民粹，那又何苦多此一举，花钱上大学？基于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大学教育绝对不等于通识教育，特别是对平凡的众人而言，学习无一技之长的泛泛通识课，未必有益。及至表面上鼓励大学生多修学分，囫囵吞枣，累积教条，顶多造就出批判强、思考弱的小学究。灌输的愈多，毛病愈大，不是好事。[7]
以上的评论确实切中中国部分大学通识课程之智识承载度有待提升的问题，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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