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的文风问题及改进措施

1.平易性和深入浅出

学术论文的文风是作者“语言质量”的反映。关于“语言质量”，《论文写作学》有这样的解释：“语言学家喜欢用‘语言质量’指明优质语言要达到的高度。这是指符合一定时代标准语言的正确性，文风健康的准确性，使人听明看懂的明确性，符合逻辑规律和逻辑性，淳美自然的朴实性，有多种语言表达手段的丰富性，没有多余与重复的精练性，不损害健康文意的纯洁性，富有表达力与形象性的生动性以及讲究音律、悦耳动听的谐美性。”^[24]这就是说，作为一种用语言文字形式来表述科研成果的优秀论文的“语言质量”应当是优质的，而优质的语言应当具备“文风健康的准确性”、“使人听明看懂的明确性”和“淳美自然的朴实性”等特点，若一言以蔽之，即平易、朴实、易读、易解，这是学术论文健康文风的基本标志。然而，并非所有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对此都有正确的认识，在迄今所见的一些民族音乐学论文中，仍有一种“文，以难读为高；论，以难解为上”的玄虚之风存在。它有意无意地违背了上述关于学术论文的“语言质量”“平易性”的原则。把一些浅显的、应当普及的学问和道理，非要写得玄而又玄不可；本已有能表达其学术概念的通用词语可用，却非要重新组合或“创造”一些新词；一些论述本可直畅而朴素地道来，却又非要大括号套小括号然后再加破折号、引号等一大堆符号和“术语”，好像不如此就难于体现其文章“学术”之“高”，不如此就难于表现作者“学问”之“深”，结果使人不知所云、如堕五里雾中，这自然不是学术论文写作应当追求和提倡的文风。

我们应当明白，公布或发表某项学术成果，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和认识你所阐述的理论和见解，以推进学术研究向前发展，因此，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贵就贵在既要把道理说透，又要使人易读易懂。尽管民族音乐学论文描述的是专业性很强的理论和科研成果，但仍需要写得明白易读，不仅专业的学者、专家能理解，而且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读者也能看懂，这样才有可能为人接受，其学问也才可能发扬光大。何况民族音乐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理论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介入，这就使得相关学者和学习者没有任何理由要把此学科有关理论写得使人望而生畏。古人云：“文华者日落；文实者日茂。”^[25]从树立健康文风、加强民族音乐学工作责任感的角度考虑，学术论文写作应当以此为训。

学术论文的表述要做到在学术上具有深刻的理论性、文风上具有朴实的平易性，最佳表述方式就是“深入浅出”。所谓深入浅出，就是将深刻而奥妙的科学道理，用浅显而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让读者在平易的文字叙述之中，明晰其描述真相，领略到理论含义。例如，中国戏曲艺术的“表演程式”这一术语，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而深刻的戏曲学学术概念，它涵盖了中国戏曲“唱、念、做、打”所有传统表演艺术手段的本质特征，具有文化的、形态的、美学的、象征的诸多品格，不少戏曲理论家都对它进行过解释，这些解释虽多少有些差异，但却很少有人将它说得神秘莫测、玄妙难解。这里，笔者抄录一段戏曲理论家黄克保先生对这一概念的论述：

程式的本意是法式，规程。立一定之准式以为法，谓之程式。

戏曲表演艺术的程式有自己的含义，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指它的格律性。在戏曲表演中，一切生活的自然形态，都要按照美的原则予以提炼概括，使之成为节奏鲜明、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唱腔中的曲牌、板式，念白中的散白、韵白，做派中的身段、工架，武打中的各种套子，喜怒哀乐等感情的表现形式等等，无一不是生活中的语言声调和心理、形体表现的格律化。其二，指它的规范性。每一种表演技术格式都是在创造具体形象的过程中形成的，当它形成以后，又可作为旁人效法和进行形象再创造的出发点，并逐渐成为可以泛用于同类剧目或同类人的规范。相传“起霸”这套舞蹈，原是为表现楚霸王项羽披挂出征时的英雄气概而创造的，后来成为表现武将在临战前夕整装待发的通用

格式（图50），就是一例。

图50　戏曲表演程式之一：“起霸”（《长坂坡》）

这段并不太长的论述，先是解释概念，继而论述具体的表演环节，没有玩弄辞藻和时髦术语，而是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戏曲艺术“表演程式”的内涵和特征，从理论上作了简洁概括。道理说得明白，读来顺畅平易，无任何难懂难解之处。

平易并非简单，用浅显而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述深邃的理论，需要作者有宽阔的观察视野、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厚实的文字功底。只有真正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并对社会生活有深刻认识的人，才可能做到写作上游刃有余，浅处见深。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26]此段话，褒贬分明，指出只有知识广博精奥的人才可能在著文时“托寓万物，因浅见深”，若“不求诸本领”，则必然造成文风不正之“大误”。音乐学家蓝玉崧先生在《好学深思，博观约取——寄语青年音乐学者》一文中说：“文病百出词不达意，或文意艰涩不忍卒读，都是不足取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美文，应列为音乐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但在美文的要求下还应包括深入浅出、朴实真切的文风，哗众取宠故弄玄虚绝不是美。”②这段话又从另一角度指出了音乐理论研究的文本成果，要在“美文”基础之上体现出“深入浅出、朴实真切”的文风，要真正做到此点，就需要端正写作理念，进行长期的文字基本功的磨炼。

【关键词链接】　起霸

起霸，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程式之一。即将帅出场表演的一整套与武场音乐相结合的形体动作套路。“起霸”原为戏曲剧目《千金记》中楚霸王项羽出征垓下之前，整盔束甲的一系列舞蹈表演，显示出霸王非凡的大将气度和气盖山河的英雄气概。后这套表演动作经艺人长期实践和不断提炼，在不同剧目类似场面中将帅出场时广泛套用，遂形成“起霸”这一模式化的戏曲表演程式。

起霸包括“提甲”、“抬腿”、“跨马”、“理袖”、“整冠”、“紧甲”等基本动作。与之配合的音乐主要为“四击头”锣鼓点，节奏威风、激昂，与起霸舞蹈表演相应也颇具程式化特征。起霸自成为戏曲表演程式之后，因剧目不同、表演场面大小不同，其套路使用又各有不同取舍，从而又出现所谓单霸、双霸、正霸、反霸、整霸、半霸、鸳鸯霸等简繁各异的分支类型。

2.学术争鸣与实事求是

民族音乐学学科及其相关学术研究的成熟与发展，离不开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文化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的那场关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对象、范

②蓝玉菘《好学深思，博观约取——寄语青年音乐学者》，《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围和性质的理论争辩，最终推动了这一学科理论建设的迅速进步，就是最好的例证。

学术争鸣在科学理论界之所以不可避免和需要提倡，是因为人类在探索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文化规律时，总会带有一定局限性，总是不可能在较短时期内顺利地穷尽其本质，学者们的个人研究无论从量的涵盖还是从质的把握来看，也只是对研究对象主体某一方面内容及其规律的认识，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经历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学术争鸣中相互补充、完善、促进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www.xing528.com)

要正确开展学术争鸣，首先需要明确学术争鸣的对象在于“学术”，而不在于其他。如果一篇民族音乐学的争鸣文章，不以某个音乐问题研讨为对象，而是将论争的对方个人作为对象进行批判，那么，它不仅不是一篇好的学术论文，而且还涉及该文作者的学风问题。因此，一篇好的学术争鸣文章，无论是文字表述还是内容表达，都应当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只有将学术争论统一在实事求是的基点上，争论各方都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学术争鸣才可能沿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其结果也才可能在学术上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要在学术争鸣论文中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文风和学风，笔者以为，写作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采取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的科学求实态度。学术论争的焦点，通常都是一些重要而又复杂的学术问题，因而论争双方都要对自己的观点和论点进行充分的思考和研究，确认为是正确的，应当用充分的事实和证据来予以证明。对于对方的观点和论点，则应置于平等的地位去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认识，凡合理和正确的，都要予以尊重和肯定，要有勇气放弃自己不合理的论述和不正确的意见，在争鸣中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

第二，将争鸣限制在特定的学术范围内去进行讨论。这就是说，不可将学术问题扩大到学术范围以外的领域，更不可在论文中进行人身攻击、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将正常的学术讨论变成一种脱离学术研究本身的口诛笔伐。

第三，语言平和、逻辑严密。学术论争研讨的是科学问题，其科学的阐述完全可以用平和而富于逻辑的语言去进行，大可不必带上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采用简单粗暴、嘲弄挖苦的语言或者采用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的方式曲解对方原意，这些都是不好的文风。

说到底，文风也就是学风的表现。凡是文风不好的人，学风多不见好；凡是学风不见好的人，总会在所著论文中冷不防就露出一些文风不正的“马脚”。中国学术界通常都把“学风”视为“学品”，“学品”如“人品”，这是学界常说的话。因此，从“文风”说到“学风”，也就要说到学术道德了。“论”应当有“论德”，“史”也要有“史德”。“史德”一说，早见有近人梁启超先生的专门论述，非常精到，所述也是讲学术一定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到所用材料和所论对象上，就是不“夸大”、不“附会”和不“武断”（参见【原文选读】《史德》）。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也是做学问的人群，故应当引以为鉴。

总之，用论文形式参与学术争鸣或解决具体学术问题，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陈述中真正体现出作者的真才实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这样才有利于推动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原著选读】

史德^[28]

由现在讲史德：诸君有功夫，可参看《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都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材料，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的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他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

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盘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数种，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

（一）夸大　一个人作一部著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总有他自已的特别关系。即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时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国人称说孔子，总想象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孔子家语》及其他纬书竟把孔子说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了。例如说孔子与颜子在泰山顶上同看吴国城门中的一个人，颜子看得模糊，孔于看得极其清楚。诸如此类，其意思纵使本来不坏，但是绝非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神话看待。无论说好说坏，都是容易过分，正如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为要发挥爱乡心，往往把那一省说得很好。不过，过分的夸大，结果常引出些无聊的赞美，实际上毫无价值。再如讲中国史，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

（二）附会　自已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杞梁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三）武断　武断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应该，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为历史事实，散亡很多，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样。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带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就流为武断了。固然，要作一部历史，绝对不下断案是不行的。断案非论断，乃历史真相。即如尧、舜禅让，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固极难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下一个“盖然”的断案。但是不要太爱下断案了。有许多人爱下判断，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断：资料和自已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复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

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即现代事实，亦大部分应当特别审慎，民国十五年来的事实，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断案，我自己就常无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战事，吴佩孚在汉口，究竟如何措施？为什么失汉阳，为什么失武胜关？若不谨慎，遽下断案，或陷于完全错误，亦未可知。又如同学之间，彼此互作传记，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写出来，尚不容易；何况古人，何况古代事实呢？所以历史事实，因为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态度，或将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从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同时就作考异，或并列各说，或推重一家。这是很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我自己会说，自己亦办不到。我的著作，很希望诸君亦用鉴空衡平的态度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