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储存方法综合整理|民族音乐学概论

对实地调查所获资料进行科学储存，其目的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导入课题研究。但是，并非全面占有调查资料就能自然取得科学研究的成功，调查者还需进一步对所有资料储存进行综合整理，并懂得如何科学地使用资料储存才有可能一步步登上通往成功的科学阶梯。

资料储存的综合整理与科学使用，是两个相互衔接、相互交错的环节，任何来源的资料都只有经过科学的综合整理，才可能被充分认识和理解。对调查者来说，“搜集资料本质上就是要理解他们寻觅到的资料”^[66]，充分认识、理解并把握所占有的资料，才有可能说得上是科学地使用资料。

实地调查结束后，调查者面对的是一大堆无序的、缺少关联的、静止的凝冻材料，若将它们重新进行有序的分析观察，清理出相互的联系，使之构成一个系统，就有可能窥见这些凝冻材料之中还存在着“科学生命的胚芽”。恩斯特·卡西尔曾说：“在我们对一个给定对象的科学描述中，我们是以大量的观察资料开始”的，“这些观察资料初看起来只是各种孤立事实的松散聚集而已。但是我们越是继续进行下去，这些个别的现象也就越是趋向于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形态并成为一个系统的整体。”^[67]各类资料观察整理得越细致，其脉络和联系就越清晰，调查者于此基础上即可能逐渐形成有逻辑的科学思维，进而即可能结合音乐调查实践产生出科学的观点和见解。

变无序资料为有序资料，需要对资料储存进行基于空间环境和时间历程的分类。

从所获资料现存的时间性来说，调查者在实地现场获得的任何资料都是共时的空间资料，因为它们都是被调查地区或被调查群体范围内同时存见的音乐材料。若按共时空间环境对音乐资料储存进行分类，可能会有各种不同层次的空间位置选择，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一是依前节所述的按资料储存的形态（代号用A）分类；二是按资料储存的音乐类别（代号用B）分类。

按资料储存形态（A）分类，可将音乐资料归类为文字资料（A1）、音响资料（A2）、图像资料（A3）、实物资料（A4）和乐谱资料（A5）等五项。

按资料储存音乐类别（B）分类，可将音乐资料归类为歌曲资料（B1）、乐器资料（B2）、器乐资料（B3）、舞蹈音乐资料（B4）、说唱音乐资料（B5）、戏剧音乐资料（B6）和其他（B7）等七项。

若分别在这两种资料储存系统之下再分子目，即在A类各项下分B类目，或在B类各项下分A类目，二者既可互为统帅，又可互为下属，这样即产生下列两种资料储存分类系统：

图表1

图表2

同一空间地域内具有共时关系的资料储存分类，宛如一面网络，便于从中发现资料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只要对其中任何一类或一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就可结合调查实践联系到其他类项资料的内容和细节，全部资料即因这一牵动而“活跃”起来。这一有序的资料网络，自然就会在科学地使用过程中显露出它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这也是国内外许多民族音乐学工作者长期致力于实地调查并注重完成调查报告和音乐志一类成果的目的所在。

从所获资料本身所含时间性来说，实地调查所获音乐资料又都是同一空间范围内存在的历时性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在具体音乐生活中出现都具有历时性顺序，其自身亦有不同的历史来源和发展过程，因而通过资料的综合整理，又可能从中发现同一类资料之间或不同类的资料之间都具有的一定时序排列。例如，当我们从共时的角度在所获资料中清理出各项民歌资料时，只要一联系相关的具体音乐生活，就会发现这些民歌在该地域内的民俗活动中，都有其约定俗成的歌唱程序和相对的时序位置。婚俗歌曲是这样，祭祀歌曲、礼仪歌曲、劳动歌曲更是这样，其他形态的音乐资料亦大抵如此。

图36　中国民歌四卷本书影

此外，一些无法从表演过程来判断其时序位置的资料（如乐器、唱本、乐谱、文物等），亦可能有特定的制作时间、版本年代、发现年代等历时内容作为依据去进行时序排列。即使是无表演时序依据的歌唱曲目，亦可按所知历时性内容予以整理，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分地区（省、自治区）整理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民歌》（图36），就是一套“按建国以来的新民歌、革命历史民歌与传统民歌三个历史时期由近及远为次序编排”^[68]的历时性大型民歌资料汇编。又如在我主编撰写《白族音乐志》的实地调查中，云南省兰坪县福东村老歌手李国宝就根据自己的经历把当地民歌“丝厄枯”“分为80年前的、50年前的和现代的三种”，并当场为我们调查组演唱了三种不同时代内容和音乐风格的“丝厄枯”。

至于实地考察所获文字资料，亦常常包容若干有历时位置依据的具体内容，如音乐传说、乐师对音乐历史及其发展的追溯、讨论，艺人生平年谱及其表演经历等等。这种对共时音乐资料进行有序储存的同时，又进行有依据的历时性观察整理和编排，其作用在于可以帮助我们从现存有序的储存资料中发现有关音乐事象的历史线索和演进脉络。正如黑格尔所说：“初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过去了的东西，被保存着，被包含着——它必须是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69]对于拥有实地调查资料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来说，这些经由历时性整理而可能渐显历史折射功能的有序共时音乐资料，正是他日后进行科研和课题论证中所涉内容的重要依据。

【注释】

[1]赵卫邦《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概况》，《民俗学译丛》1982年第1辑。

[2]何思敬：《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中山大学民俗会编《妙峰山》，1928年9月刊。

[3]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1辑。

[4]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5]“中国民歌研究会”的前身，是1939年3月5日在鲁艺音乐系成立的“民歌研究会”。1940年10月更名为“中国民歌研究会”。

[6]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编《民间音乐论文集》附录二《八年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128页。

[7]参见东北书店1948年版《民间音乐论文集》所收张鲁等人著《怎样采集民间音乐》，第18页。

[8]〔美〕R.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陈其华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21页。

[9]〔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迁——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页。

[10]〔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廼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4页。

[11]兰克在“田野作业与研究方法座谈会”上的发言，见《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5期。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3]杨堃《民族学调查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编委会《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德民等《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16]萧梅《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问题》，《音乐艺术》2005年第1、2期。

[17]伍国栋《艺术学的田野工作》，《艺术学研究》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8]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9]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0]《百度百科网·江村经济》。

[21]方暨申《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

[22]薛艺兵、吴犇《屈家营“音乐会”的调查与研究》，《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2期。

[23]甘绍成、董阳《川西地区道教音乐调查报告》，《音乐探索》1988年第2期。

[24]周耘《鄂西南巴东野山关“跳丧”调查报告》，《中国音乐年鉴》1992年卷。

[25]杨民康《云南沧源县上班老寨佤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调查报告》，《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6]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河曲民歌采访专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56年版。(www.xing528.com)

[27]苗晶《黄河河套音乐文化初探》，《音乐学文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

[28]杨曦帆《藏彝走廊乐舞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29]中国音乐研究所《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告》，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年版。

[30]伍国栋主编《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31]贵州省文联《侗族大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2]杜亚雄《裕固族东部民歌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及1982年第1、2期。

[33]肖常纬《平武白马藏人民间音乐考察录》，《音乐探索》1986年第3期。

[34]吴宗泽《靖州“三锹”多声部民歌调查与研究》，《民族艺术》1989年第2期。

[35]节选自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20世纪中国音乐学文献综录》，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

[36]《周礼·春宫·大司乐》：“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物仕者属焉”；“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

[37]《白虎通·德论》引《乐元语》。

[38]《史记·王帝本纪》。

[39]《史记·楚世家》：“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40]《隋书·音乐志》，第14卷。

[41]赵康《乐论》译注，《中央音乐学院报》1989年第4期，第23—30页。

[42]毛拉艾斯木吐拉穆吉孜《乐师史》，《新疆艺术》1982年第1期，第3—11页。

[43]《周礼·春官·小史》，郑玄注。

[4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间音乐采访手册》。

[45]余光远《怎样进行调查研究》。

[46]〔俄〕B.E.古谢夫《民间文学实习手册》，夏宇继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7]参见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章“实地研究”第二节“观察者的各种角色”。李银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48]节选自〔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莱、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49]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50]〔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迺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8—269页。

[51]〔俄〕B.E.古谢夫《民间文学实习手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2]〔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迺基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53]《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4]〔俄〕B.E.古谢夫《民间文学实习手册》，夏宇继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55]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6]吕洪年《重视民俗调查的历史经验》，张紫晨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文集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7]伍国栋《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乐器独奏曲选》（中），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版。

[58]选自李元庆编《中国云南红河哈尼族民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

[59]选自怡情轩主江天一编《小曲工尺谱》，上海世界书局1921年版。

[60]本节绘图，除图32、34外，其余均由本书作者绘制。

[61]伍国栋主编《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页。

[62]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间音乐采访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8页。

[63]〔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83版。

[64]用单个图案作点状布局的符号，如显示城镇布点的“○”、“”，显示山脉的“▲”等。

[65]用某种片状图案显示某一地域内容，如“”、“”等。

[66]《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

[67]〔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68]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民歌》第1卷“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6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