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文化隔膜的基本原则：《民族音乐学概论》成果

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深入音乐生活现场所进行的调查工作，自始至终都是以音乐操纵主体为中心对象来逐步展开的。这些音乐操纵主体对于调查者来说，一般都是陌生的或不熟悉的与调查者对应而存在族际差异或文化差异的群体或个人。而调查者与这些群体或个人之间，只要存在着这种族际差异或文化差异，一经接触就必然会发生文化人类学家普遍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因“文化震撼（culture shook）”^[49]而形成的意识的、行为的障碍，此即本节所称“文化隔膜”。

“文化震撼”通常又被中文译作“文化冲击”。对于某些西方学者来说，它好像是一种进入异地异族调查时一开始就会导致工作失败的精神病毒。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说：“每一位在根本不同的文化中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都报告说，在田野工作的最初数日乃至数周内，他或她经历了一种我们称之为‘文化冲击’的心理状态”，“当一个人脱离他本乡本土的文化和语义系统，发现自己身处其行为和词意对他来说或是变形或全然异己的情形或世界中，就会发生文化冲击”，“文化冲击的主要症状是压抑、退避和失范（anomie）”。^[50]（参见【原著选读】《文化冲击》）

中国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在本乡本土进行实地调查，一般说来虽然不存在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和强烈的文化冲击，但族际差异和文化差异仍然存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此点同国外文化人类学家进入调查现场的境遇相比，从性质上说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去淡化这种文化冲击，消除调查者与被调查之间的文化隔膜，以使实地调查工作顺利、科学地进行，便成为身处异地音乐调查现场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实践的经验积累告诉我们，下述几项内容，是所有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进入音乐调查现场与被调查主体接触时，都应当遵循的消除文化隔膜的基本原则：

1.与被调查者及合作者（向导或协助人）磨合认识、统一目标，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种种顾虑和思想负担。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调查者对于刚刚进入现场的调查者都会怀有某种程度的戒心，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调查者来此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对调查者的品德、为人以及工作内容、程序也相当陌生，因而只有通过思想交流把调查的科学目的和意义公开、详尽地告诉他们，并同时通过具体行动、行为显示，使其感受到调查者来此工作的任务和目的从根本上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是为充分认识、理解他们祖祖辈辈创造、传承而保留下来的珍贵音乐文化遗产，而这些音乐文化遗产，又只有通过科学的调查、整理、研究才有可能为外界所认识，进而才有可能达到保护、发展这些民族文化的目的，外地外乡人对他们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调查，同时也是表现对他们群体、个人以及整个地区文化的尊敬、崇尚和爱护。只有在被调查者最终认识和感受到这种调查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一种荣誉之后，他们才有可能主动地与调查者积极配合。

2.诚挚交往、平等待人，形成融洽的人际关系。

调查者在音乐生活现场工作，一定要真正表现出谦虚的态度和求知精神，切不可处处显示其“优越感”，或以学者、有知识者自居，否则必然加深文化隔膜，受到各种冷遇，最后导致调查工作失败。许多曾经指导过实地调查的教师对此都深有感触。如文艺学家维诺格拉多娃告诫她的学生说：“首先要力求赢得居民的信任和好感”，“实现此点应采取的最牢靠可行的方法就是平等对待调查对象。把他们看得像自己一样。因为城市人的高傲只会引起农民隐晦的讽刺或者使他们沉默不语。”^[51]事实上比这更为糟糕的事情在学术界还时有发生，那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或合作者，因互不信任而情绪逐渐对立，最终导致整个调查工作完全失败，其结果自应当视为是因调查者自身原因而酿造出的一杯苦酒！

此外，在此还需特别强调，调查者要想在现场获得重要的、宝贵的音乐材料，应当通过自身诚实的劳动和辛勤的工作去获取，那种为了急于取得资料而不择手段、投机取巧的“豪夺式”、“利用式”、“空许愿”之类的做法，是实地调查工作之大忌，切不可为此而丧失科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破坏整个学术界的声誉。

3.耐心、热情的工作态度和补素、平易的语言交流。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客观存在，调查者缩短这种差距的有效方法，不是去企望和要求对方的思维和行动来迁就自己，而恰恰相反，调查者经常犯的错误是提问时情不自禁地要用上不少音乐专业化名词和科学化术语，或单刀直入地急切提出某些学术性问题，或不时打断对方的谈话和中止对方的歌唱、演奏等等，这些不加克制的举动，不仅会使对方不知所措，甚至还会在无意之中伤害对方的自尊心，使他们过早地关闭了本已敞开的信息大门。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耐心地观察、询问和启发，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或幽默的表述方式，甚至学习使用当地的方言俚语去进行交流，从而造成自然、轻松、和谐、亲切的访谈气氛，这样才有可能获得高质量的调查访谈效果。

4.尊重民族情感和地方习俗。(www.xing528.com)

“入乡随俗”、“客随主便”，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友好相处的基本准则。调查者所涉地区或民族，常常有许多特殊、奇异的风俗，日常衣食住行也有许多不同于调查者的习惯。这些风俗和习惯，是当地居民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包含着他们对母体文化无限崇尚的深厚情感。因此，对待这些特有的地方习俗和民族习惯，一是要尊重，二是要随俗，这是彼此之间消除文化隔膜、建立友好关系的另一重要途径。调查者在音乐现场生活和工作，切不可用自身的认识标准和文化准则去对这些习俗妄加品评，或以自身原有习惯不可改变为由，试图去影响和左右被调查者的习惯。这些，都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不尊重当地风俗的行为而影响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5.不要滥用被调查者的时间和体力。

在实地调查环境中工作，调查者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遇到被调查主体社会生活中的自然音乐表演，不少情况是调查者需要针对特定歌手或乐手进行约定的采访，并要求他们专门为调查者演唱、演奏他们的传统音乐作品，或应邀再现演示某一音乐活动过程，在此情况下，被调查者完全是在应邀尽一种神圣的传统文化演示责任，因此这不等于他们可以无限制地受调查者支配和任意摆布。被调查者作为当地的业余民间艺术家，都有自己日常的家庭事务、群体义务和繁忙的生产劳动，调查者一定要珍惜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不能使调查工作成为他们希望摆脱的累赘和负担。有的调查者一进入现场就急于想立刻完成调查工作，只考虑自己的日程安排而不关心、体察对方的生活规律、生产程序和体力消耗，其结果是与被调查者的配合越来越被动，被调查者对调查者的工作越来越冷漠，调查者所获资料的数量和效果也愈来愈差，严重的还会造成被调查者见到调查者就回避，而调查者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僵局。

【原著选读】

文化冲击（译文参考）^[52]

每一位在根本不同的文化中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都报告说，在田野工作的最初数日乃至数周内，他或她经历了一种我们称之为“文化冲击”的心理状态，不仅研究异国的学者有此感觉，甚至旅游者第一次面对不用英语的海关官员时也会感到脆弱乏力、孤独无援，在美国处于严重残废人之中的田野工作者承认，他们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逃离。当一个人脱离他本乡本土的文化和语义系统、发现自己身处其行为和词意对他来说或是变形或全然异己的情形或世界中，就会发生文化冲击。这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一旦人们变换工作或移居它处就会发生这类情形。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我与妻子在中西部着手一项工作后不久即迫不及待地寻找其他由纽约迁来的伙伴。然而，对于身处初民之中的田野工作者而言，意义系统的改变，亦即文化系统的改变是完全彻底的。这就是我们在一个蒙德鲁库村庄最初几日的处境。

来看一下这种境况吧。我们对蒙德鲁库语一窍不通，它是一种图皮家族语言，但与标准图皮语却无法相互交流。已学习了后一种语言有点像学了德语而去英国工作。有少数我们的新邻居讲蹩脚的葡萄牙语，这是巴西的国语，但两小时后我们就明显察觉他们不愿用这种“外国语”交谈。对于他们来说，巴西正如美国——那是他们研究人类学的客人的国土——那样陌生。尽管我们极为窘迫，我们还是能以葡语告诉他们我们的基本要求。在奎因去特鲁迈人地区时，该地区竟无一人懂葡语，他只好指指自己的嘴并跑上去吃和喝来表示他的饥渴。与我们不同，奎因仍属完全孤单之人，他无法与任何人交谈。

文化冲击的主要症状是压抑、退避和失范（anomie），失范是迪尔凯姆用于描述无规范和来自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的异化的词汇。如果人们不能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他知道他听不懂的谈话就是在议论他时，感到压抑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可以料想到的反应。除了语言障碍外，刚来到异地的田野工作者还有更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可能担心当天晚上吃什么？吃不吃？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去考察地都带着食物，但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当地的鲜肉或鱼以及蔬菜的供应。如果考察地附近即有商店则毫无问题，但亦可能上商店要费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只有两打肉罐头，光吃我们自己的贮备只能维持一个月左右，随之就需主人们给我们提供新鲜食物。作为报酬，我们给他们制成品如衣服、针、剪子、小刀、大砍刀、斧子、鱼钩和玻璃球。但在初来乍到之时，我们不能保证这种交易是否可行，我们对将来的盘算是极为实在的。

另一个当务之急又增添了田野工作者最初的忧虑：人们会让他或她留在那儿吗？极少数人类学家甚至不得不担心他们会受到暴力“欢迎”。我急于要向读者再次保证，与漫画中人类学家成为自愿提供资料者的盘中之菜相反，在该学科的全部历史上只有一位人类学家因其学科而被杀。人类学家一般去已归化的群体中，他们没有像官员、商业剥削者和传教士那种隐匿的动机。初民几乎总是友善地看待外来者，后者为了改变一下就要尊重他们的风俗，希望学习他们的语言。但有些群体受到统治社会的非人虐待以至于他们排斥一切外来者，而一些人类学家又不太识趣从而成为讨厌鬼。当地人一般的反应是有礼貌地敦促人种志学家离开，或者干脆不搭理他。不管怎样，实地旅途的最初几小时或几天是关键性的，而它的不确定性正是文化冲击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