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调查方法及实地观察的有效性

对于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来说，一旦身临调查现场，他面对的便是一个新的音乐环境，或者说他面对的是一个事前并不十分了解和不完全熟悉的音乐环境。因此，如何在现场科学地开展具体的调查工作，怎样去观察这一新音乐环境中的音乐事象，采用什么方式去接触这一新音乐环境中的音乐对象主体等，便成为调查者事先需要认真考虑和掌握的方法论问题。

社会音乐生活的多样化和音乐事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实地调查具体操作方法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根据国内外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和相关社会科学（如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工作者长期田野工作的历史经验来加以总结，通常所称的“直接观察法”、“个别访谈法”、“集会调查法”等，是值得当代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从理论和步骤上加以认真研讨的几种具体操作方法。

1.直接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也称“现场观察法”，是指调查者亲临音乐事象生存环境，在音乐发生现场进行直接观察，详细记录其音乐事象发生、发展和终结的动态过程、系统结构和局部细节的一种调查方法。

到音乐现场去直接观察音乐事象，是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手段。它作为科学实地调查的重要环节，绝不是一般的在音乐现场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行如过客似的随便看看，而是身入其境“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系统的科学观察。由于这种观察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和科学价值，使得它还可以被划分为更细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来加以讨论。这四个基本要素，就是“观察者”、“观察者角色”、“被观察音乐对象”和“观察中所探求的音乐资料”。其中“观察者角色”一项，对观察性质的确定和资料获得的质量确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所谓“观察者角色”，是指实地调查的观察者深入音乐现场与被调查者相处时，他将扮演何种“角色”去完成其音乐调查。不同形象的观察者角色，与被调查者构成不同性质的相处关系；观察者与被调查者不同性质的相处关系，使其调查结果即相应有不同量和不同质的反映。因此可以说，一位深入音乐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只有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音乐现场所居位置，在此位置上与被观察者的相处关系属何性质，自己属于哪种“观察者角色”，他才可能意识到自己将要获得的调查材料有何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

按现代社会学实地调查经验总结，调查者深入音乐现场观察与被调查者相处，一般有四种不同形象的“角色”可以由他去挑选“扮演”，这四种可供挑选的角色，就是“完全参与者”、“观察参与者”、“参与观察者”和“完全观察者”^[47]。

“完全参与者”角色，也可称为“局内人”角色，这是指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在“扮演”这一观察者角色时，其观察方式显示出他已直接成为被观察音乐事象的真正局内参与者。他如同当地音乐事象“局内人”一样，已融入这一音乐事象之中，而当地真正的音乐事象局内人，却不察觉或已忘却他是外来观察者，而将之视为是共同构建这一音乐事象的局内人。他被视为是已经融入该音乐事象的“局内人”，是这一观察者角色所处的位置特征。

“观察参与者”角色，也可称为“同路人”角色，是指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在“扮演”这一观察者角色时，其观察方式显示出他作为具有明确调查者身份的外来者，已经成为被观察音乐事象的局外参与人。他如同当地音乐事象局内人一样，已融入这一音乐事象之中，但当地音乐事象局内人，依然清楚他是外来的加入者，而将之视为是演示这一音乐事象的同路人。他被视为是已经融入该音乐事象的“同路人”，是这一观察者角色所处的位置特征。

“参与观察者”角色，也可称为“被知晓的旁观者”角色，是指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在“扮演”这一观察者角色时，其观察方式显示出他不是融入被观察音乐事象的参与者，而是一位与当地音乐事象局内人在音乐事象进行中有接触的，被当地音乐事象局内人视为在局外观察此音乐事象的旁观者。他被视为是未融入该音乐事象中但却属“被知晓的旁观者”，是这一观察者角色所处的位置特征。

“完全观察者”角色，也可称为“未被知晓的旁观者”角色，是指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在“扮演”这一观察者角色时，其观察方式显示出他不仅不是被观察音乐事象的参与者，而且还是一位与当地音乐事象局内人无任何接触，不被他们知晓的纯粹的音乐事象旁观者。他被视为是未融入该音乐事象而“未被知晓的旁观者”，是这一观察者角色所处的位置特征。

显然，这四种观察者角色与被观察者之间构成的相处关系，前两种具有参与的、局内的“融入”性特点；后两种具有不参与的、局外的“旁观”性特点。由此，直接观察法按调查者所扮观察角色性质的不同，即可以被划分为“进入局内参与的”和“停留局外旁观的”两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又主要包括两种状态。

进入局内参与直接观察所包含的两种状态，其性质是调查者将自身融入被调查的音乐事象之中，用局内人的眼光和局内人的准则去观察和记录这一音乐事象，努力用当地人的观念意识和审美意识去体验、感受和理解这一音乐事象的本体特征和文化内涵。

这种立足于局内人的直接观察法，在文化人类学诸分支学科中通常还有“参与观察（particlpation observation）”、“局内观察”、“融入观察”和“自观法（emic）”、“本位法”、“主位法”等多种称谓。有的学者采用此种方法在被观察地区和民族中长期居住下去，“入乡随俗”地融入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尽量将自己变成一位合格的当地人，就像摩尔根为研究人类原始社会发展史而融入易洛魁部落，在那里“安家落户”去进行实地调查那样，于是又衍生出另一种田野作业的专门称谓——“居住体验法”。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方暨申为调查侗族音乐，在贵州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侗族村寨居住近一年，先后完成了关于侗族“拦路歌”的考察报告和有关侗族音乐的研究，其采用的观察方法即属此列。

停留局外旁观直接观察所包含的两种状态，其性质则是将自身置于被观察音乐事象之外，用局外人的眼光和一般准则去观察和记录这一音乐事象；以旁观者的视角，用理性审视的观念、音乐事象的普遍规律和客观感受去理解和认识这一音乐事象的本体形态和文化内涵。

这种立足于局内人之外的直接观察法，在文化人类学诸分支学科中另外还有“他观法（ctie）”、“局外观察”、“客位法”、“非位法”等多种学术称谓。由于调查者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规定，此种观察法目前仍然是中外民族音乐学工作者经常采用的观察方法之一。

无论是从学术角度还是从具体调查效果分析，进入局内参与的和停留局外旁观的这两种直接观察，各有其优势和缺陷。

调查者扮演“完全参与者”或“观察参与者”角色进入局内参与音乐事象的直接观察，优势在于：观察者可以比较顺利地克服各种影响调查顺利进行的障碍，消除与被观察对象主体之间构成的文化隔膜，清晰地体察到所涉音乐事象内部若干潜伏、隐蔽的（如感情的、心理的、审美的、信仰的、象征的、忌讳的）音乐内容，以及音乐事象动态的若干局部结构，因而调查所得材料能够比较充分和如实地反映音乐事实真相。其弱势则在于：观察者容易陷入琐碎的细节而被环境气氛和对象主体情感所左右和控制，且一时难于客观把握音乐事象的整体面貌和总体动态规律，实施操作所需条件也比较复杂因而较难具备。

调查者扮演“参与观察者”或“完全观察者”角色停留局外旁观音乐事象的直接观察，优势在于：观察者不易陷入细节而被环境气氛和主体对象情绪所左右和控制，可以比较冷静、理性地去认识、观察音乐事象的总体轮廓和动态过程，实施操作所需条件也容易具备。其弱势则在于：观察者比较难于充分、深入地了解和发现所涉音乐事象的若干细节和潜伏、隐蔽的诸多人文内容，其认识和理解也较为表面和粗略。

就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过去实地调查的基本状况而论，绝大部分调查者在音乐现场的调查，都属于停留局外旁观的直接观察。因此，当前乃至将来，我们的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仍需要着重强调和提倡进入局内参与的直接观察，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停留局外旁观的直接观察，发挥直接观察的综合优势，这也就是说，只有将站在主位文化立场的“主位法”与站在客位文化立场上的“客位法”结合起来运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的学术水准（参见【原著选读】《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

【原著选读】

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译文参考）^[48]

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www.xing528.com)

辨别心理活动与行为的差别，并不能解决如何才能全面说明整个文化的问题。问题在于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即从事件参加者本人的角度去观察和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从这两种角度都可以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在前一种情况下，观察者所采用的观念和不同之处，是参加者认为有意义的、适当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旁观者所采用的观念和不同之处，是旁观者认为有意义的、适当的。前一种研究文化的方法叫做主位研究法（emics），后一种研究方法叫做客位研究法（etics）（这两个词来源于“音素学”和“语音学”两个词）。检验主位研究法的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在于那些记述和分析是否符合当地人的世界观，是否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有意义的、恰当的。在进行主位文化研究时，人类学者要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有关类别和规律的知识，以便能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去行动。例如，他们要了解非洲南部的巴聪加人为什么用同一个亲属称谓称呼母亲和母亲的姐妹，北美的夸扣特尔人为什么认为在某个时候羞辱留宿的客人是可取的，或美国的少年男女什么时候可以邀请异性朋友外出约会，等等。检验客位研究法的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就只看它能不能就有关社会文化异同的原因产生出科学理论。这时人类学者所使用的观念，不是从当地人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有意义的、恰当的那种观念，而是使用从科学的数据语言中得来的类型和规律，而这往往是当地人不了解的。客位研究法常把当地提供情况的人认为是不恰当或无意义的活动和事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语音学和音素学

客位文化（etics）与主位文化（emics）这两个术语是从语音学（phonetics）和音素学（phone mics）的概念引申而来的。人类的语言行为是发出称为语音的声音。一个不懂某一语言的人可以把各种语音记录下来并根据它们的发音特点加以说明。例如英语“tick”（滴嗒声）和“stick”（手杖）中的“t”，是两个不同的语音。发“tick”中的“t”音时，有一点送气，而发“stick”中的“t”音时，则不送气。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音是不同的，一个是送气的发清音的齿龈闭止音，另一个是不送气的发清音的齿龈闭止音。（发清音或发浊音是指发音时声带是否颤动；齿龈闭止音是指将舌尖抵住上排牙齿后面的齿槽时发出的声音。）然而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送气的和不送气的“t”在语音上的差别，并不构成音素的差别。那就是说，在任一语音组合中，以送气的“t”取代不送气的“t”决不会使英语词义出现不同的意义。大多数说英语的人并不察觉这两个语音的差别。然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却都能听出另一些同样是细微的语音差别，因为语音差别构成了不同的词义。例如，“ten”的“t”音与“den”的“d”音都是齿龈闭止音，唯一的差别是“t”发清音，而“d”发浊音。由此可见，“t”和“d”这两个语音是英语的音素——那就是说，一个音素若被另一个音素所取代，词义就会改变，如“ten/den”、“tip/dip”、“till/di11”等。

为了区分文化的主位方面和客位方面，要记住有关语音学和音素学的重要之点是，每一语言都有它自己的音素对比体系。要弄清一个体系，只能通过询问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

一个语音被另一语音取代后会不会改变词义。

在某一语言中经常出现的语音，可能在另一语言中根本不存在。如果两种语言都有一个相同的语音，那么它在一个语言中可能是音素音，而在另一语言中则不是。

例如在汉语中，类似英语“tick”和“stick”中非音素的“t”，不论是送气的还是不送气的，都是音素音。另一方面，英语“luck”和“rat”的第一个音“1”和“r”的音素不同，而汉语的“1”和“r”（在第一个音位）则无区别。因此对初学英语的中国人来说，“rots of ruck”（胡说八道）听起来跟“lots of luck”（很幸运）一样。

区分主位和客位，不仅对研究语言，而且对研究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重要的。

2.个别访谈法

个别访谈法，就是调查者进入音乐生存环境后，选定某些音乐操纵主体作为对象去逐一进行个别访问的调查方法。

调查者对音乐操纵主体的个别访问，可以有计划地单独进行，也可以在现场参与观察的过程中灵活地即兴进行。前者需要有充分准备，事先要确定对象、约定时间和地点，并在事先设计好的内容（即提问项目，也称“问卷”）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了解情况、收集材料；后者既可以如前有准备地进行，也可随机应变、无拘无束地选择对象和设计内容，以即兴灵活的自由交谈方式，去达到了解情况和收集材料的目的。据此，个别访谈法一般又按上述两种访谈方式而被划分为有事先设计的“专门访谈”和无事先设计的“随意访谈”两种类型。在某些社会学著作中，专门访谈类型另还有“正式访谈”、“结构访谈”、“控制访谈”等称谓；随意访谈类型另还有“非正式访谈”、“无结构访谈”、“无控制访谈”等称谓。

专门访谈因为是有准备和有周密内容设计的访谈，因而访谈时间和所涉音乐资料内容比较集中，问题也比较清晰和有针对性；但这种访谈不易深入到音乐事象结构内层，有时因被访谈者怀有某些顾虑或气氛过于严肃，采访者所提问题常常被回避或得不到满意答复。

随意访谈因为是无预定内容框架和提问规定程序的访谈，访谈内容范围广阔、自由而灵活，气氛比较轻松，被访谈者也较少顾虑，回答问题较直爽，因此访谈者往往可能意外地获得专门访谈得不到的许多音乐材料，对所访谈的音乐问题也容易导向深层；但这种访谈在时间上难于把握，人物对象由于无法事先确定而需要反复探求，因此这种访谈需要长期进行才可能有显著的收获。

对于个别访谈来说，无论是“专门”进行的还是“随意”进行的访谈，都最忌讳提问呆板、交往拘束。重要的是需要消除被访问者的各种顾虑，创造出一个轻松自然的交流环境。有时，一次访谈不一定奏效，因而常常需要对同一被访问对象进行多次交流。这种访谈看来简单，做起来却并非易事，做好则更难。例如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发现民间音乐家阿炳之后，曾对他进行过多次访问，虽然收集到了现已举世闻名的《二泉映月》、《听松》、《龙船》等几首器乐独奏曲目，但由于阿炳的顾虑和当时采访时间、条件的限制，最终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与这些著名曲目相关的诸多遗憾。

3.集会调查法

集会调查法，即采用集会的形式，与预先约定或联络好的被调查对象群体，进行座谈访问的调查方法。

集会调查需要有计划、有步骤、按事先设计的方案进行，故而它也是一种“专门访谈”类型的调查方法，其性质属于“结构访谈”、“控制访谈”之列。

图27　本书作者在迤沙拉彝寨进行音乐访谈

为取得较好的调查效果，集会调查一般需要根据被调查主体对象的不同情况，分不同的层次去进行。例如，召开“普通歌手、乐手座谈会”、“名歌手、乐手座谈会”、“地方管理人员座谈会”、“老人座谈会”、“青年座谈会”、“妇女座谈会”等（图27）。这些分层次的集会，宜于分门别类地集中谈论与会者熟悉和关心的音乐问题。被调查群体成员的人选，邀请时要认真考虑，这些人员相互间的人际关系，应当比较和谐融洽，否则难于形成轻松、自如的会议气氛；每次会议以三五人为宜，他们应当是当地熟悉音乐、掌握音乐情况较多且又开朗、健谈的代表性人物。在座谈过程中，调查者要依据调查提纲循序渐进、启发诱导地提问，随时注意座谈会上参与人员的心理变化和情绪显示，与会人员的演唱、演奏要当即录音或录像，并尽可能全面、详细地做好文字记录。

集会调查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省时省力，被访问群体中一人发言提供的音乐材料如若不够全面或不够清楚，其他与会的被访问成员还可以随时提供情况给予修正和补充。但此种调查因被调查者和调查者都同时离开了原有实际的音乐环境，故调查者无法观察到音乐事象与实际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各种动态过程和生动形象；被调查者在会议上演唱或演奏的音乐，因为离开了音乐生活现场可能会丧失不少生活气息、特有艺术情趣以及某些相关联的人文活动内容。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直接观察法、个别访谈法和集会座谈法，在学术上、效果上和难易上都各有其优势和弱势，它们都不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实地调查方法。因此，调查者想要比较成功地完成一项民族音乐学课题调查，那么一旦进入实际音乐现场，他即应当考虑交替使用这三种调查方法去展开工作，使之在操作方式上取长补短而增强实效，在资料收集上互为补充而趋于周全，在内容发掘上相互印证而达到准确，这样他才可能在实地调查工作结束之时得到令人满意的相关音乐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