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意义和作用再认识-《民族音乐学概论》带来新发现

实地调查作为民族音乐学总体研究方法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程序和环节，在国外民族音乐学界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通常称为“田野作业”（anehropoiogical field work），这是文化人类学领域经常强调和广泛使用的一个学术名词，它另有“直接观察法”、“住居体验法”、“局内观察法”等多种称呼。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人类学家都认识到了实地调查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因而指出：“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经验，是人类学家收集资料和建立通则的主要依据”^[8]；“田野工作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我们这么说是因为大多数人类学资料都是通过田野工作而取得的”^[9]；“实地研究是人类学全部四个分支的真正核心，在学术界和公众心目中，这正是人类学学科的明确特征”^[10]。由此，渊源于文化人类学，受文化人类学理论及方法论深刻影响的民族音乐学，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这一科学方法论传统。

在渐趋壮大和普及的当下民族音乐学理论界，实地调查理论及方法应当成为该学科理论工作者的重要必修课程，口头上似乎已不存在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争论和相互抵牾的意见。但是，采用什么样的科学理论去指导具体的调查实践，在具体的调查实践中如何掌握有效的方法和步骤，应该说还相当缺乏系统、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探讨和应用性实践。其次，不少调查者在现场的具体做法和操作程序，离规范化、学术化要求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就使得进入社会音乐现场的调查者，并非人人都能感到“如鱼得水”，人人都能有所预期的收获。一位多年从事研究工作的民间文学理论家，对此曾用亲身经历过的教训来印证科学掌握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说自己“从事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有十年了，前五年的调查材料几乎是一堆废纸”，究其原因和后果则是：

早期的调查方法基本上是“工作队”式的访问，旁观者的观察和单纯作品的收集，完全不关心作品的习俗背景和上下文，还常常用当代的观念和个人的意识去选择和处理民间文学作品。如此调查，不但材料不能用，还惹出不少麻烦。我曾要求佤族的巫师在火塘边讲创世纪神话《司岗里》而引起了族人的愤怒，视我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司岗里》是佤族原始信仰的圣典，只有在祭祀时方能讲述。我还请求景颇族的歌手在不同辈分的人参加的场合唱情歌而被骂为“齐赖”（意为“猪狗不如”）。^[11]

这一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及其分支学科中并非鲜见的事例说明，要想真正做好实地调查，获得有学术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有不断进入调查现场、在正确思想和实地调查理论指导下，并能够科学地运用其方法和原则的调查人员，才可能有较深入的体察和较多的发现。这就像一条出没于茫茫大海的渔船，只有在经验丰富的水手操作下，经过若干时日的一系列规范作业，最后才可能有所收获、满载而归。

图22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论及到此，似乎有必要首先提到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开创者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先驱者，美国著名民族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图22），他之所以能完成《易洛魁联盟》（1851）、《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65）、《古代社会》（1877）等几部影响深远的民族学著作，完全要归功于他长期深入印第安人易洛魁塞纳卡部落，与该部落青年帕克成为至交，最终成为塞纳卡部落成员的“传奇”经历。他所采用的科学田野作业方法就是直接观察法。摩尔根在相关民族学著作中使用的大量资料，都来源于他亲自进行的实地调查。可以说，没有科学的实地调查，就没有民族学的摩尔根。恩格斯在评述《古代社会》有关原始社会分期的科学性时曾说：“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12]对于这一评语，我们当然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在评论《古代社会》的某些研究结论，同时还应当理解为也是在充分肯定摩尔根实地调查工作及其所获资料的学术性和科学价值。(https://www.xing528.com)

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顾名思义，就是音乐学学者走出书斋或办公室，深入民族民间音乐生活，进入音乐操纵者主体音乐实践时空范围去观察、收集各种音乐研究资料的调查。由于历史文献和他人著述中的音乐资料，都是“过去的音乐事实”，显现的都是已经发生过的音乐事象，所以这些资料对于民族音乐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历史的音乐资料”和“第二手的音乐资料”。使用历史的音乐资料和第二手的音乐资料来进行科学研究，应该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位民族音乐学工作者，都不可能做到对所有民族或所有地区的音乐事象都进行直接观察，完全不使用历史文献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一位优秀的民族音乐学家，又不能仅仅依靠或完全依靠这些现存资料去进行科学研究，他还应当针对自己的研究课题亲自深入到现实的音乐生活中去获取“当时的音乐资料”和“第一手的音乐资料”，以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新鲜资料的运用而表现出某些新意或某些突破。再者，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要想真正深刻地认识他所研究的音乐对象，也只有进入现实音乐生活去亲自接触“活态”的音乐，才能触摸到音乐事象各个侧面的生动内容和观察到音乐事象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态形象。唯有这样的直接感知，他才能在以后的认识、分析和综合所得的若干研究资料的案头工作中，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整体印象和动态轮廓把握，这些资料也才不会成为一堆分散或拼凑的枯燥事实。以下几则人所皆知、颇具哲理的谚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百闻不如一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就通俗易懂地揭示出进入生活现场观察和考察所含的科学道理。

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既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又是一种自成系统的方法论。

说它是方法，是指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在实施某项实地调查计划时，它即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的做法、步骤和技术；说它是方法论，是指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任何一项实地调查的具体做法、步骤和技术的实施，又都具有认识、判断和分析音乐事象的理论基础和思辨过程，而整个实地调查做法、步骤和技术的具体进行，都是由实践中总结出的一系列具有思辨特点的认识和理论准则为指导来加以完成的。只注意具体做法、步骤和技术的进行而忽视指导具体做法、步骤和技术的理论准则的实地调查，是不完全、不科学的难以真正获得成功的实地调查。

实事求是地讲，至今民族音乐学工作者所进行的实地调查，不少仍停留在这种“不完全”的实施阶段，只有少部分人的实地调查，才注意到了方法与方法论尽可能完善的结合。正是鉴于这一实际状况，当代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今天仍然有必要重新认识或者说科学认识实地调查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将它既视为一种方法又视为一种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去展开具体调查工作，这样才能够在调查现场科学地取得真实而丰富的音乐资料，为步入研究课题后期案头梳理和系统研究打下坚实的科学基础。

实地调查所具有的科学方法论性质，决定了它本身也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地调查所获资料经过去伪存真、分类梳理、概括描述，就成为“音乐调查报告”、“音乐概述”和“音乐志”一类具有“志”性质的研究成果。这一类成果无论以往、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础课题形式。同时，专项讨论和研究实地调查理论与方法的论文和著述课题，也是一项有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研究工作。如《民族学调查方法》^[13]、《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14]、《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15]、《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问题》^[16]、《艺术学的田野工作》^[17]之类的著述相继出现，亦反映出相关学科领域已将“实地调查”主题视为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和理论来进行研究。再者，即使是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研究课题，其深刻的理性思辨和新颖的个人见解，也都常常产生或萌动于实地调查的科学工作程序之中。这一点，凡是认真深入音乐生活现场调查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都曾有过类似的经验和体会。

尽管实地调查工作已经愈来愈受中国民族音乐学工作者的关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它在这一音乐理论学科内部，至今并未像文化人类学诸分支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对待实地调查那样，得到科学的强调、系统的阐述和有力的贯彻；建立在比较完善的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基础之上的研究论文目前还不多见；有深度的关于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的专门研究则更属少数；有的研究者甚至还不认为它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在认识和实践上或多或少地对它有所忽视。正是鉴于这一实际状况，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现实发展趋势，已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科学要求，我们有必要站在更新的科学高度上去进一步强调实地调查工作在民族音乐学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并对它继续进行更为深化的科学阐述和系统研究，使当代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能够更加自觉、更加成熟地走向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音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