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间音乐或音乐民俗、民俗音乐进行实地调查，在中国文化界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先秦时代兴起的在民俗节日群体聚会现场收集歌谣资料的“采风”制度，当为中国音乐实地调查工作的滥觞。《诗经》“风”“雅”部分的许多歌曲，就用这种方式采集而来。《汉书·食贷志》载：“孟春之日，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询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至近代，中国文化艺术界还仍然将专业人员到民间去调查采集音乐的做法，称为“采风”。当然，作为具有现代民族音乐学意义的实地调查，并非像古代官方组织的采风那样“史采诗谣，以观民风”，主要是为了让统治者不出宫室而可知晓和观赏到各地民情风俗；也不像现代某些搞创作的专业音乐家深入民间去收集歌词、曲调那样，主要是为了编辑出版词目、曲目和用民间音乐作为素材去进行新音乐创作，而是一种内容含量更为广泛、科学目的更为深刻、操作过程有具体规定的音乐科研工作。
具有现代社会科学意义的实地调查方法和方法论，在中国萌芽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热情倡导收集民歌并进行社会学、民俗学性质的研究。1923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成立，该会所定中心计划即“搜集文字资料”、“发调查表进行调查”和“搜集博物馆的实物”，其中属于民间音乐调查范畴的内容，即列有“歌谣”、“音乐”、“唱歌”、“货声”（叫卖调）等。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调查方法及方法论正处于幼稚时期，具体做法上仅满足于由上而下发调查表这种不进入社会生活现场的“遥控调查”方式，其结果自然是收效甚微[1]。1925年，该会再次发起“妙峰山朝顶进香”专题调查，部分学者深入实际，方法得当，认识明确，虽然仅历时三日，调查者却得益匪浅，多篇调查报告发表之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应，被认为是“学术界一个霹雳”[2]。1927年，国立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顾颉刚等学者制订计划拟对广东、广西民俗和西南地区诸民族进行民俗学、民族学调查，随后杨成志等学者进入西南苗、彝地区，历时近两年，回广州后发表了有关民俗学和民族学的调查报告。另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也展开了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湘西苗族、浙江畲族、云南彝族的调查；费孝通展开了对广西花蓝瑶、江苏太湖南岸江村的调查[3]。这些进入民族地区以实地调查方式而开展的科研工作，作为倡导田野作业的具体行动，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基础上，对实地调查的理论及方法，作了系统而深刻地进一步论述和发挥，1931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鲜明地从认识论的哲学高度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1940年，他又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及《关于农村调查》两篇文章中重申这一认识论观点，并对实地调查的理论及方法逐一进行联系实际的独到阐述，首先从认识论上提出调查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必须详细占有相关材料，对调查材料要用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加以研究，同时又从方法论高度提出如何进行调查，怎样找调查典型，怎样收集和整理调查材料等具体做法和相关步骤，最后总结出长期进行实地调查的重要性和这一工作必然要继续深化发展的总体趋势：“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4]
毛泽东关于实地调查基本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的阐述，在当时极大地调动了西北地区和抗日根据地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社会生活去进行实地调查的热情。1941年，由原“中国民歌研究会”[5]更名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提出加强民间音乐的采集与研究的口号”[6]，制定民间音乐调查采访方案和格式（图21）。尔后，张鲁等人在延安《民族音乐》杂志发表《怎样采集民间音乐》一文，率先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对以往延安地区的民间音乐实地调查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加以总结和归纳，文章第一节“为什么要采集民间音乐”即开宗明义地指出：
图21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音乐调查记录格式卡内容
这种工作一向是被忽视的，大多数音乐工作者对这工作都缺乏正确的认识，过去虽有少数人做过，如刘天华先生等，但这个繁重艰巨的工作决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必须动员广大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这工作，作为他们自己的任务之一，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7](www.xing528.com)
随后，文章在“要具备什么条件”、“采集什么东西”、“怎样进行记谱”等节中，以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论述为指导，对民间音乐调查的工作态度、技术条件、对象范围、记录要领等，逐一进行讲解。这篇中国民间音乐研究历史上关于实地调查理论及方法构建的最早文献，对其后音乐工作者、特别是延安地区音乐工作者的民间音乐调查和采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实地调查，在大陆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56年至1964年间形成一个高潮。与过去的实地调查相比，这一高潮体现出了下述一些新特点：
一是参加此项工作的数十位音乐工作者，开始与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工作者广泛接触和配合，从而使这次较大范围的各民族传统音乐调查，无论在方法还是在成果（调查报告）显示上，都明显地体现出吸收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其他艺术学科经验及成果的特色；
二是调查目的亦开始出现新的转移，它不再是以往那种主要是为音乐创作服务的调查，而已成为一种主要是为音乐学研究服务的调查。其中音乐学工作者方暨申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侗族聚居区，采用“住居体验法”进行实地调查，这一举动使他的侗族音乐考察研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其后，他在《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发表的《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一文，以其丰富和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披露和分析研究，表现出了作者在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上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科学努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中国音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为配合全国广泛开展的民间音乐采访调查工作，于1963年内部发行《民间音乐采访手册》一书，此书修改充实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86年正式公开出版，这是迄今所见唯一一本音乐学界总结和介绍民间音乐实地调查经验和方法的简明的专用工具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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