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的观点，是指在考察和研究民族音乐事象兴衰存亡的动态规律时，所树立的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角度看其如何寻求最优化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认识论观念。
众所周知，自然界的生物种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生存竞争，其生态结果就是“适者生存”。人类在所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这些音乐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因社会环境和需求关系的不断变化，有的衰退和消亡了，有的则兴旺和繁荣起来。任何传统音乐事象的前途和命运，都同样面临着如何优化发展以适应社会需求而免被人类社会生活实践所淘汰的“适者生存”的问题。
就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的一般生存布局和规律而言，历史的和现状的事实已经为我们展现出了这样一条法则，即凡是在一个民族社会生活中呈现兴旺发展趋势的音乐事象，必然是在生存环境范围内与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及其运动变化趋势相协调、相适应的音乐事象，也就是说，它在与环境所构成的关系上不断地要进行最佳选择。例如，中国清代康熙年间的戏曲艺术“花部”（乱弹）诸戏在江南地区繁盛的民俗集会中搭台演艺，以通俗的、极具人民性的传奇故事和新颖腔调、绝技表演大量地吸引着普通群众观赏，从而得到良好的生存和传播，作为一种包含唱腔和器乐的音乐事象，其整体构成和运行机制，就显示出了这种最佳的发展势态（图20）。反之，凡是在一个民族社会生活中呈现衰颓败落趋势的音乐事象，必然是在生存环境范围内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构成及其运动变化趋势不相协调、不加适应的音乐事象，也就是说，它在与环境所构成的关系上正在不断地丧失掉最佳选择的机会。故同期与“花部”诸戏相对的“雅部”昆曲，则因脱离下层民众生活和鉴赏水准，过于雕琢、迎合“风雅”，内容和形式趋于僵化，作为曾经“四方歌、曲，皆宗吴门”的“大戏”剧种，终因整体构成和运行机制失掉最佳选择机会而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今天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对象之一。
图20 清代民俗活动戏曲演出盛况
当然，生物界物种的最佳优化发展是自然界“自然选择”的结果，无论何种生物，其自身都无法左右自然界的这种选择。然而，经人类参与的各种音乐事象的最佳优化发展，则牢牢地烙上了“人工选择”的印记，人类社会群体成员在可能的情况下自然放弃某种音乐事象与环境的最佳关系定位或在选择上无能为力，这一音乐事象的衰颓败落就无可拯救。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民族音乐学界关于“抢救”和“保护”某某传统音乐的行动，如果仅仅是一种音乐事象本体物化内容的发掘、收集，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博物馆式的“静物”储存（当然这种储存也是相当必要和重要的），而音乐事象本体那种活生生的具有动态生命意义的存在，则应该是人类群体通过研究、设计和创造等，使这一音乐事象与生存环境内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相协调和相适应的“活态”储存。因此，对于依附于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而生存的传统音乐事象来说，只有政府文化部门、相关社会团体自觉的、公益的而不是功利的通过这种最佳“人工选择”途径，为其创造合理、合适的生存环境与表现舞台，才能达到真正保存和延续这些传统音乐事象的目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类活动发展至当代已经引起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们利用自然财富的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组织形态也越来越严密，人类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相应进入高科技和高位层次。在此种环境内，一些民族的某些传统音乐由于内部结构性质和与外部结构特殊关系所限定（例如某些与旧有生产劳动方式相结合的劳动号子，与旧有民俗、仪式相结合的习俗歌和祭祀音乐等），已经无法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去进行最佳优化选择，生活于当代的“现代人”，即无能力也不可能使用“人工选择”的手段去再创或“复辟”旧有社会体制和过去生态环境，它们逐渐衰颓败落，以致终于成为“不适者”而在现实生活中消失，这也是传统音乐事象发展衍化的一条客观规律，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悲哀和痛惜。
【注释】
[1]〔芬兰〕希尔恩·拉罗《艺术起源：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调查》，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注释3。
[2]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3]节选自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论文集首篇《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5]包恒智《藏族安多方言区民歌述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卷》，中国ISBN2000年版。
[6]仓央拉姆《安多地区藏族民歌及其音乐特点》，《西藏艺术研究》2000年第4期。
[7]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8]杨荫浏、曹安和、储丝竹合编《瞎子阿炳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55年版。
[9]阿拉坦巴根·甘珠尔扎布译《蒙古族四胡演奏家孙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夏鼎《张老五小三弦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版。
[11]张君仁《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2]博特乐图《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3]参见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www.xing528.com)
[14]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莱、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页。
[15]“文化趋同”，民族学术语。表示不同民族文化中各自独立产生而又相似或相同的现象。
[16]〔美〕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穆谦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版，第9页。
[17]〔日〕山口修《民族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民族音乐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
[18]“我族文化中心主义”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与“民族本位偏见”、“种族中心主义”的含义相同。参见〔美〕P. 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哈里斯《文化人类学》等著述。
[19]〔日〕山口修《民族音乐和民族音乐学》，参见《音乐与民族》，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安徽文学艺术研究所1984年合编本。
[20]〔美〕布鲁诺·纳特尔《美国民间音乐初探》，参见《音乐与民族》，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安徽文学艺术研究所1984年合编本。
[21]节选自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辽宁 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22]〔日〕山口修《民族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民族音乐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
[23]蒂莫西·赖斯《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汤亚汀译，《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4期。
[24]何芸、伍国栋、乔建中《瑶族民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2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26]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代序》，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27]刘桂腾《满族萨满乐器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2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29]伍国栋《环太湖地区的乐社传统》，《中国音乐》2007年第1期。
[30]田联韬《藏传佛教乐舞“羌姆”音乐考察》，《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4期。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32]〔美〕阿兰·P.马思安《艺术与人类学》，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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