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概论：音乐学与人类学的结合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古代和现代人及他们生活方式的科学。它包含将人视为生物机体来研究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和将人视为社会和文化产物来研究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这两种性质不尽相同的学术领域。

由于民族音乐学以人类个体或群体为中心的文化活动来展开有关音乐及其生存环境的研究，所以它从兴起之日起就与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发生着极为复杂和密切的联系。这从民族音乐学的源头——早期比较音乐学，伴随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文化来展开比较的事实就可说明此点。并且，民族音乐学在其后的继续发展中，仍然不断地吸吮着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营养。特别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学者提出的关于研究课题的“新框架”、“新观念”等，在主导方面（主要表现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仍在与日俱增。

假如我们将视角从音乐学扩展到音乐理论科学，再从音乐理论科学扩展到艺术学乃至文化人类学这样宽泛的学科范围来看待民族音乐学，将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下属学科也未尝不可，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与文化人类学交叉最为全面的边缘学科。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一词，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历来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各种阐释，根据其中国内外文化人类学者基本一致的趋同认知，这里采用现代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见解作为依据。他在《文化人类学》^[4]这部有影响的著作中，以一位现代文化人类学学者的新眼光，对“文化”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视野开阔并简明扼要的界定：

文化是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上获得的传统生活方式，包括已成为模式的、重复的思想方法、感情和动作（即行为）。

哈里斯对“文化”概念的这一新界定，实际上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从传统的部落社会课题推衍到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所有领域。即如中国文化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在评述哈里斯这一文化“新概念”时说：“人类学已从部落社会传统课题研究推进到了乡村、都市、政治、经济、种族、阶层、宗教、艺术、企业、权力、个性、男女角色、医院、学校等众多的范畴与层面。”^[5]

现代文化人类学这种有关学科理论构建的“新框架”、“新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的新建设，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也从传统的“非欧音乐渊源”课题、民间音乐形态课题等，扩充到人类音乐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与音乐有关的各个文化侧面。(www.xing528.com)

在中国，文化人类学被认为是与民族学（ethnography）极为近似的学科，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其实就是民族学^[6]。事实上，这是从狭义文化人类学观引生出的一种看法和学科定位，因为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仅仅是广义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广义的文化人类学除包含民族学（狭义文化人类学）之外，还包含有考古学（archaeology）或称“考古人类学”、语言学或称“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而狭义的文化人类学，除可以认为就是民族学之外，还可以将社会学或称“社会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和民俗学（folklore）归属其下。

这样，人类学下属具有亲缘关系的各个学科，其关系即可用下表显示：

从音乐学的学科性质出发，如果说音乐技术理论学科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是属于音乐学研究课题的“内部结构理论”（音乐本体）的话，那么无论是广义的文化人类学还是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就属于音乐学研究课题的“外部结构理论”（音乐载体）了。也正是这后一种性质关系的强调，才使得民族音乐学既在音乐理论科学中又在社会科学中树立起了它的学科形象。

现代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其主要理念和核心内容事实上大都来源于文化人类学而不是民族音乐学自身。例如“音乐是一种文化”、“田野考察基本理论与操作”、“主体观”与“客位观”、“时间与空间观念”、“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声音——行为——概念’三模式”等等作为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学术理念和操作规范，其实都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对文化人类学相关学科理念的移植和借鉴，理论与操作的“母源”，都包括在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论中。因此，直接从文化人类学原著获取理论及方法论经验，与文化人类学学者交流或合作，应当是民族音乐学学者开阔学术视野、立于学术前沿的一个重要途径。

据此，在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自然应当强调，真正要辨识、理解、掌握和运用这些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除了要认真学习那些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好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学者的论著之外，还需要尽可能结合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实践，去寻踪国内外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历史总结，追踪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当代发展，从“母源”体系学科理论及方法中去直接吸收、消化和实践与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相关的方法论营养和程序操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