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关系

音乐学各分支学科体系的建立，目前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进程之中。与民族音乐学学科处于同一层面的其他各音乐学分支学科，也同民族音乐学一样，本身的理论构建也正经历着更新。音乐学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各分支学科的本体构建意识愈来愈强烈，对相邻和相关学科的借鉴和融合愈来愈频繁，因而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在这一发展总趋势中，不仅可能而且必然会对其他音乐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建设，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反之，其他音乐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也同样会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建设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自19世纪下半叶兴起以来，就不断地借鉴和吸收其他各音乐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例如，埃利斯的比较音乐学著作对乐律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借鉴和贯通，库克·萨克斯的比较音乐学著作在乐器学方面的突出发展，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著作对东方音乐史学和乐律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容纳和贯穿，等等。20世纪50年代之后，现代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又有了更为广阔的包容性发展，不少民族音乐学工作者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在其理论构建和研究实践中表现出了更为复杂、更为多样的选择。他们在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民间音乐进行研究时，不仅常常涉及音乐史学、乐律学、乐器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进一步扩大到音乐考古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等诸分支学科。

图6　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战国羊角（双角）编钟

例如，某些民族音乐学家认识到音乐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常常可以弥补自然民族（无文字民族）传统音乐逆向考察在材料和史料方面的不足，因而倡导民族音乐学向考古学渗透。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纳特尔就认为：由于“根据口头传统来复制一种文化的音乐史看来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种音乐“如何从他们的地区传到全世界也可以从乐器的考古调查中”获得。^[1]又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关于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诸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关于东北地区“萨满”音乐文化与乐器的研究，关于西南地区和中南地区各民族传统乐器木鼓、铜鼓、羊角（双角）编钟（图6）、长鼓、笙属乐器、锣属乐器之类器乐文化的研究等，都采纳和使用了相当丰富的音乐考古学材料和相关考古研究成果，都可以视为是这种与相邻学科——音乐考古学交叉、借鉴的较有成效的学科发展体现。(www.xing528.com)

此外，民族音乐学与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以及音乐社会学的密切联系，亦在民族音乐学界得到重视。尽管我们迄今还不能广泛见到在这些方面与民族音乐学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专门论著，但在一般的民族音乐学论文中，已有不少实例将研究视角投向了这些学术领域，并已显示出此种学科结合和学术容纳的科学性和理论优势。例如，中国民族音乐学工作者在探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生活中“以乐代语”的“乐器说话”音乐现象时，就触及了有关自然民族的音乐审美意识和民族音乐心理因素问题；在各边疆民族的多声部民歌渊源的探讨研究中，结合实地音乐生活考察也捕捉到一些所涉民族特有的多声音乐审美观念和群聚合唱时的音乐心理特征；在大量关于各民族风俗音乐（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社团组织的综合论述中，音乐社会学的观察和抽样分析方法也得到有效运用。甚至有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还将当代城市流行音乐的研究纳入这一学科研究课题，使用音乐社会学理论、方法以及调查统计学原理，对相关民间音乐和都市流行音乐进行研究、评价和发展趋势的估量与预测，其研究内容和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可以看出，这样的方法论借鉴，比不经科学测定和分析，仅凭个人情趣或好恶就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做法，显然更具学术性和说服力，其评价自然也要公正和客观得多。

以上这些关于各民族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具体研究选题和实践操作事例表明，当代民族音乐学家的一部分研究成果包容若干其他音乐学分支学科的内容和方法，已经不是一种鲜为人知的选择。

鉴于民族音乐学本体理论及其实践愈来愈多地显示出具有其他音乐学分支学科的诸多内容和特点，因而现代某些民族音乐学家认为，这一学科已经“垄断了最好的、最适合的、最广泛的有关音乐的视角”，甚至“感到民族音乐学事实上就是音乐学”。美国学者蒂莫西·赖斯在1986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年会（第31届）宣讲的论文《关于重建民族音乐学》^[2]，就着重发表了这一看法，他在总结这一论点时，特别引用达克尔斯（VincentDucKies）在《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所撰“音乐学”条目中“所有音乐学以民族音乐学方法为中心”的可能性论点，以及西格尔评论该条目部分章节“极好地总结了一种重要的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的结论作为重要论据^[3]。

当然，本书并不认为民族音乐学在目前或将来会取代音乐学，但是经中外民族音乐学家的广泛努力，以及他们若干具体研究成果所表现出的博大容量和科学价值，则足可证实，正确处理民族音乐学与其他音乐学分支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不仅会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构建和发展发挥出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同时还揭示出这一音乐学分支学科在若干新领域具有继续演进的广阔前景，其结果必然会对音乐学各分支学科产生至关重要的积极影响。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若干中外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来看，这种影响事实上已经有了非常突出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