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及其研究成果

在中国，“民族音乐学”作为比较音乐学之后的一个新学科名称，最先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音乐学的外文翻译资料中，上海音乐学院罗传开先生根据日文资料翻译的国外“民族音乐学”信息，即属此方面的早期材料。1980年6月，在江苏南京艺术学院首次召开以此学科为题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会议主持单位和与会的音乐学家，将“民族音乐学”作为中心议题并就其学科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展开学术研讨，表现出了中国音乐学者对此学科如何在国内发展和完善的广泛关注和学术热情，因此也就触发了本书在引言部分所述那次在中国音乐学界展开的学科界定上的理论争辩。

科学的概念，往往产生在科学实践之后。换一种方式说，即一个科学概念的使用，并非是科学实践的源头和开端。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来说，在此之前与其实际内容和研究方法相类似的研究课题，在中国事实上早就存在，它曾经也一度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乃至更远。

1.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纪20年代初，率先在音乐学领域提出“比较音乐学”并以其具体研究成果试图引导人们去更深入探讨这一学科的中国学者是王光祈，他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最早一部以东方诸民族音乐为题来研究相关国家和民族音乐律制、调式和乐谱异同的比较音乐学著作）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在这部音乐学著作中，他运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方法，借鉴比较音乐学研究成果，将世界各国音乐宏观、概括地分为三大“乐系”，即“中国乐系”（五声体系）、“希腊乐系”（七声体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四分之三音体系），从而在律制、调式研究上深化、普及和推广了有关“世界乐系三大类”的理论。稍早于此书的他的另一部著作《东西乐制之研究》，则是中国最早一部系统研究中西乐制、调式和乐谱异同的比较音乐学文献。

对于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实践及其上述两部著作，中国当代民族音乐学家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前身——比较音乐学学科兴起的开端。但是，当我们在此就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实践及其成果发表议论的时候，一种遗憾之情油然而生：由于王光祈1920年留学德国，一直远离故土，最后客死异乡，终未能在祖国身教于后学，使此学科发扬光大，其比较音乐学研究成果在他死后四十余年，才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才在音乐学界得到广泛而认真的讨论和评价。

如果说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成果，由于在国内音乐学界未产生足够影响而没有引发更多专业音乐学家去从事这一科学研究工作的话，那么以民族精神物质文化为对象、以民族学研究为目的的音乐类型涉及，稍后即在刚刚起步的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的民族学研究中萌芽。其中人类学家凌纯声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夏间与商章孙先生同赴东北调查赫哲族”后，在所完成的民族志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于上册“精神文化”的“宗教”一节，即对萨满所用祭祀神鼓的形制、功能进行了详细描述，并联系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相同类型神鼓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作者还附录了鼓点乐谱6首和《苏完尼别汗》、《额真汗别姬》、《莫土格格奔月》等民歌曲谱27首。^[25]另一位人类学家刘咸亦在1938年发表的《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26]一文中，沿用西方人类学理论及方法，以史料、国外同类研究成果和实地调查材料为据，从海南黎人（黎族）口琴（即口弦）的用法及其功能、与东方其他民族口琴之联系的角度，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图3）。但这一极具民族音乐学选题特点的科研传统，由于国内政体动荡而难以形成发展此类纯科学研究选题的人文环境，故而亦未能在音乐理论界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图3　《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中的“口琴形制图”（1938）

此时真正在国内音乐理论界兴起并愈来愈多地受到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们的广泛重视，并对后来中国音乐研究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则是类似比较音乐学“东欧学派”的以民间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来发展中国新音乐创作的民间音乐研究课题。1939年3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成立“民歌研究会”（1941年2月，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音乐活动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吕骥（1909—2003）任会长，这是中国音乐界最早建立的一个具有民族音乐学性质的学术研究协会。该会于1946年10月出版《民间音乐论文集》，其中吕骥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27]，对研究民间音乐的目的、原则和方法、范围、问题（即选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论述。它既是中国音乐学家最早发表的一篇较全面阐述“民间音乐研究”学科理论建设的代表性文献，同时亦可看做是对40年代中叶，以及延安地区音乐家所作民间音乐研究工作及其经验的总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本时期创刊的综合性刊物《民族音乐》、《新音乐》等杂志，亦用一定版面发表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论文，例如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张鲁等人的《怎样收集民间音乐》（以上刊于《民族音乐》），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天风的《绥远民歌研究》（以上刊于《新音乐》）等，以及安波等收集、整理的《秦腔音乐》，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可以看出，此时期中国音乐界的民间音乐研究，其主要聚焦点是在民间音乐的曲调形态结构理论方面，深受比较音乐学“东欧学派”的影响。因此，从音乐学理论发展的学术思想演进轨迹来解释，此时当正处于以“曲理”（曲调音乐理论）积累为主要特征的音乐学研究发展阶段。^[28]

2.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编辑的全国性群众音乐理论刊物《人民音乐》于1950年创刊，次年该刊即在第2卷和第3卷新辟的“民间音乐研究专号”中，连续推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系列，相继发表关于云南拿喜（纳西）族、云南和四川彝族、贵州苗族、内蒙古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专论^[29]。而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则于1949年建立“民族音乐研究室”；中央音乐学院，于1950年成立“民族音乐研究部”（1954年改为“民族音乐研究所”，1959年改称“中国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于1952年建立“民族音乐研究室”。随后，其他一些音乐院校、文化部门也相继设立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相关的部门，由此开展了一系列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科研工作。

进入50年代中期，由人类学分支学科民族学调查带动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调查与研究，在中国大陆系统展开。吸收中央文化部门所属艺术院校和艺术团体音乐、舞蹈、戏剧干部三十余人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分列出“文艺组”，专门对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吉林、黑龙江等省、自治区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艺术类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具有“文化人类学”特色的调查。这是新中国音乐历史上音乐理论工作者首次与民族学调查研究工作大规模结缘，首次获得诸多相关民族的第一手音乐资料，由此也推动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工作者，借其“主位”之利，陆续展开了本地区各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

在这一时期，各音乐院校和各地区文艺部门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人员，陆续完成了一批学术性较强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考察报告和传统音乐理论著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民族音乐问题的探索》（1953，李元庆）、《苏南吹打曲》（1957，杨荫浏、曹安和）、《民间音乐讲话》（1957，马可）、《单弦牌子曲分析》（1957，于会泳）、《侗族大歌》（1958，贵州省文联）、《苗族民歌》和《苗族芦笙》（1959，何芸、简其华、张淑珍）、《西藏民间歌舞——堆谢》和《西藏古典歌舞——囊玛》（1959，1960，毛继增）、《戏曲音乐研究》（1959，夏野）、《曲艺音乐研究》（1960，章辉执笔）、《十二木卡姆》（196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十二木卡姆整理工作组）、《语言音乐学初探》（1963，杨荫浏）、《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1965，赵宋光）等。此外，还有《河曲民歌采访集》（1956，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告》（1960，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民间音乐采访手册》（1963，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概论》（1964，中国音乐研究所）等集体完成的著述问世；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音乐理论刊物《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该院学报《中央音乐学院院刊》，亦发表有数量可观的各民族传统音乐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

上述研究成果的陆续出现，对于一门完整的、内容丰富的音乐学理论学科构成的前期储备来说，是不可割裂和难以忽视的。虽然这些成果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丰硕的程度，虽然这些成果完成时期还没有出现“民族音乐学”概念，但它们的完成可以说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步迈入专门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发展阶段，积累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理论依据，从而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学术基石，创建了学科最终兴起的必要科研环境，并且还锻炼和培养出一批注重实地考察、学风严谨的从事此项音乐科研事业的诸多专门人才。同时，亦可以看出，此时期中国音乐界的民间音乐研究，已经扩展到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范围，其主要聚焦点是在中华民族音乐构建的乐学理论方面，将民族音乐视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的视野清晰可见。因此，从音乐学理论发展的学术思想演进轨迹来解释，此时当正处于以“乐理”（民族音乐理论）积累为主要特征的音乐学研究发展阶段。^[30](www.xing528.com)

3.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1980年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会后，《中国音乐》以“增刊”的形式，分上下两卷出版了由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理论教研室编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31]（图4），这标志着中国“民族音乐学”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音乐学理论学科开始兴起并受到音乐学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自此，“民族音乐学”作为可以涵盖或容纳“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等内容的学科，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逐渐确立了它自身的音乐学分支学科地位。随着改革开放意识的增强和学术界的倡导，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在借鉴国外相同学科理论建设经验、方法及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各民族传统音乐实际，通过学术讨论和研究实践，学科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至20世纪末，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和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例如：

图4　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成果《民族音乐学论文集》

专著类——属于理论研究性质的有《京剧音乐概论》（1981，刘吉典）、《湘剧高腔音乐概论》（1981，张九、石生潮）、《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1981，吕宏久）、《民族器乐概论》（1981，高厚永）、《汉族民歌概论》（1982，江明惇）《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1983，叶栋）、《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1985，乌兰杰）、《昆曲唱腔研究》（1987，武俊达）、《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1987，周菁葆）、《琉球·中国音乐比较研究》（1987，王耀华）、《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划分》（1987，苗晶、乔建中）、《福建南音初探》（1989，刘春曙、王耀华）、《西皮二黄音乐概论》（1989，刘国杰）、《三弦艺术论》（1991，王耀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论》（1993，杜亚雄）、《当代西藏乐论》（1993，边多）、《中国民歌》（1993，周青青）、《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1994，樊祖荫）、《中国民间音乐》（1995，伍国栋）、《中国民间歌舞音乐》（1996，杨民康）、《民族音乐学概论》（1997，伍国栋）、《贵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傩坛仪式音乐研究》（1997，邓光华）、《中国鼓文化研究》（1997，严昌洪、蒲亨强）、《满族萨满乐器研究》（1999，刘桂腾）、《乐种学》（1999，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1999，王耀华、杜亚雄）、《戏曲音乐概论》（1999，武俊达）、《云南民族音乐论》（2000，周凯模）等；属于音乐志性质的有《台湾土著族音乐》（1982，吕炳川）、《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1986，毛继增、袁炳昌）、《维吾尔族乐器》（1986，万桐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1986，杜亚雄）、《民族器乐》（1987，袁静芳）、《瑶族民歌》（1987，何芸、伍国栋、乔建中）、《中国乐器图志》（1988，刘东升）、《中国民族音乐大系》（1989，东方音乐学会）、《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1989，杨秀昭、卢克刚、何洪）、《白族音乐志》（1992，伍国栋主编）、《贵州少数民族音乐》（1997，张中笑、罗廷华编）等。

译著类——例如《非洲音乐》（1982，〔加纳〕克瓦本纳·恩凯蒂著，汤亚汀译）、《比较音乐学》（1982，〔德〕萨克斯著，林胜仪译）、《拉丁美洲的音乐》（1983，〔美〕尼·斯洛尼姆斯基著，吴佩华、顾连理译，）《美国黑人音乐史》（1983，〔美〕艾琳·索森著，袁华清译）、《民族音乐学译文集》（1985，萨克斯等著，俞人豪等译）、《论匈牙利民间音乐》（1985，〔匈〕柯达伊著，廖乃雄译）、《十九世纪东方音乐文化》（1985，〔德〕罗伯特·京特著，金经言译）、《民族音乐学》（1988，〔美〕巴·克拉德等著，吕千飞等译），《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1999，〔日〕山口修著，罗传开译）、《民族音乐学》（2000，〔日〕德丸吉彦著，王耀华、陈新凤译）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内部刊印的《匈牙利民歌》（〔匈〕巴托克著，金经言译）、《论各民族的音阶》（〔英〕埃利斯著，方克、孙玄龄译）、《歌唱测定体系》（〔美〕洛马克斯著，章珍芳译）等。

此外，属于乐谱、音响资料整理的浩大工程，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琴曲集成》等巨著（图5），亦开始陆续分卷出版并接近完成。

图5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分卷之一

至于散见于各种音乐理论刊物、论文汇编和学术会议资料中的民族音乐学论文，篇目则更加浩繁，不认真进行全面地收集、梳理和分析，实难窥其全貌。所幸，90年代初，应学科系统发展概况总结需要而相继有《中国民族音乐十年》、《民族音乐学十年》、《从荒芜走向繁茂——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四十年》^[32]等几篇论文，对这一学科兴起的前四十年或前十年的经历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分析和评价。

通过以上研究成果和相关著述可以看出，此时期中国音乐界的民族音乐研究，其主要聚焦点是在民间音乐、传统音乐、民族音乐诸学科对象范围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对象、研究策略、研究形式等理念的思辨和具体实践方面；民族音乐学概论著述，与民族音乐学相关领域的学科解构、方法论认知和规范性实践的思考与探索，显而易见。因此，从音乐学理论发展的学术思想演进轨迹来解释，此时期正处于以“学理”（学科理论）积累为主要特征的音乐学研究发展阶段。^[33]

进入21世纪后，一些音乐院校理论教学单位和科研单位，组织当代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学者，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状况，进行了一些各有建树的全面总结，如王耀华、乔建中主编的《音乐学概论》^[34]，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的《中国当代音乐学》^[35]等音乐学学科建设发展类综合著述，都汇集有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综述，这些综述作为弥补本书本节未能详尽叙述之相关内容的重要参考材料，对概括了解和认知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历程和21世纪初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现状，可能都会有相当的帮助和启迪。

现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兴起和发展，同时亦受到国外民族音乐学界同行学者的普遍关注，中国民族音乐学家近年来不断参与国际重要学术活动，一些学者多次应邀出国访问和讲学，其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应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