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首倡建京师大学堂者，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先生。1896年6月12日，梁启超请刑部左侍郎李端棻转奏《请推广学校折》，明确指出：“人才的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98]，中国面对列强侵夺，“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很急迫）”[99]，特别需要“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辱”[100]。梁启超认为：“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101]，请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102]，并设“京师大学，选举贡监（生）年30以下者入学”[103]。当年8月，管学大臣孙家鼐奏请将京师大学堂“分立十科：一曰天学科，算学附焉；二曰地学科，矿学附焉；三曰道学科，各教源流附焉；四曰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焉；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六曰武学科，水师附焉；七曰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八曰工学科，制造格致各国附焉；九曰商学科，轮舟铁路电报附焉；十曰医学科，地产植物各化学附焉”[104]。尽管孙家鼐的奏稿影响很大，但仍被保守派束之高阁。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维新，特别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妥速议奏。”[105]保守派有恃于慈禧的支持，依然借故拖延。康有为上奏催促：“其所谓大学者，不过合各专门之高等学多数为之。大聚天下之书图仪器，以博其见闻；广延各国鸿博硕学专门名家，以得其指导。而群一国之学者，优游渐渍，讲求激厉（励），而自得之。凡各州能备此者，皆可谓为大学”[106]“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材，犹种树也，筑屋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107]。光绪帝严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拟订办学方案，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只好请梁启超代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起草的章程共8章54节，是奠定中国近代学制的大纲，其办学方针是：“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108]；要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109]，主张开设经学、理学、掌故学、诸子学、初等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体操等学科，列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并设置高等数学、高等格致学、地理学、农学、商学、矿学、工程学、卫生学、政治学、兵学，及英法俄德日5国外语，列为学生的选修课，要求附设师范学院，“以养教习之才”[110]。7月3日，光绪帝“诏立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管理”[111]；7月4日，光绪帝诏令：“建设大学堂工程事务，著派庆亲王奕劻、礼部尚书许应骙迅速办理”[112]，明确指示：“大学堂开办经费为35万两，常年用款为200630两。户部指定以俄华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113]孙家鼐修缮景山四公主府旧房340余间，新建130间（北大二院），准备招生入学。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的办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立即被改变，除附属中小学之外，仅设置仕学院1所，作为提供京曹官员深造的研究院。原定500人的招生规模，缩小到“学生不及百人”[114]，“讲舍不足百间”[115]，课程也只限于诗、书、易、礼、春秋[116]，显然只是一般书院的格局。1900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京津银行，扫地无余”[117]，京师大学堂的经费出自中俄道胜银行500万两存款的利息，此时来源已中断。8月3日，“西太后下令停办大学堂”[118]。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被俄军据为军营，教学设备被毁损殆尽。
1902年1月10日，慈禧惨遭八国联军痛揍之后，也意识到兴教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命：“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养，以树风声，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著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119]8月15日，慈禧批准张百熙奏报的学堂章程，下令：“即照所拟办理，并颁行各省，著各该督抚，按照条规，宽筹经费，实力奉行，总期造就真才，以备国家任使。其京师大学堂，著责成张百熙悉心经理，加意陶镕，树之风声，以收成效，期副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120]张百熙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84节，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置大学预备科（专科）、大学专门分科（本科）、大学院（研究生院）3级，并分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7个学院，下设35个专业。张百熙“以桐城吴汝纶德望为时所服，遂以直隶州奏请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当时盖异数（少见）也。（吴）汝纶坚辞不起，（张）百熙具衣冠诣（吴）汝纶（穿上礼服郑重拜访），伏拜地下曰：‘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中国怎么办）！’（吴）汝纶感其诚，勉起应诏”[121]。吴汝纶也是进士出身的名士，曾担任曾国藩及李鸿章的幕僚，出任过深州、冀州的知州，但此时只是保定莲池书院的山长，一夜间从民办学校校长成为国学总教习，确实是少有的荣耀。张百熙随即延请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任学堂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任副总办；李希圣任编书局总纂；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聘请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任国学教习；孙诒让、蔡元培任史学教习，顿时群英荟萃、气象一新。10月14日及11月25日，京师大学堂两次举行招生考试，以国文、政治、伦理大义、教育学大义、算学、代数、理化、交涉学、中外地理学、中外史学，以及英文、日文等科目为试题，按百分制计成绩，以60分为及格。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182名新生举行开学典礼，分别入读仕学馆、师范馆，及政科专业、艺科专业，同时将清廷原有的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改设为附属小学堂8所、中学堂2所。(www.xing528.com)
张百熙的办学方针很快引起保守派攻击，“忌者必欲催锄大学，目为革命之府”[122]，张百熙筹划的分科大学也因经费不足而搁浅，最终只建成医学馆、译学馆（同文馆）、实业馆。1904年1月13日，慈禧颁发《癸卯学制》，宣布：“学堂、科举合为一途，俾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著自丙午科（1906年科举）始，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办齐有效，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123]1907年3月13日，京师大学堂首届速成科学生举行毕业典礼；1909年，京师大学堂首届预备科学生132名及师范馆首届学生206名毕业，随后将师范馆单独设校，改称“优秀师范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1910年，京师大学堂又招收新生400余人，设立经科、文科、法政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医科等8个专业。1912年2月15日，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5月4日，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出任首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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