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创办的新式学堂,初创时仅有学生20余人,后增加到100余人,戊戌变法时期曾猛增到上千人。康有为是广州人,生于1858年3月19日。1888年12月10日,30岁的康有为有感于时事艰危,毅然上书:“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77],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78]的改革要求,认为一旦推行改革,“精神一变,岁月之间,纪纲已振,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仇耻不难矣”[79]。康有为这次上书受到礼部官僚的阻挠,未能上达光绪帝,只好回到广州教书育人。1890年,陈千秋和梁启超先后求教康有为。1891年康有为开办“长兴学舍”,“与诸子日夕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80]。长兴学舍的教学分为学纲、学科、科外学科3部分,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1893年,康有为35岁中举人,长兴学舍改称“万木草堂”,学生增加到100余人。
康有为
万木草堂是不同于一般书院的新型学校,学生不仅没有廪饩银,而且每人每年还需缴纳学费10两白银,个别贫困学生虽然可免费入学,但生活费仍需自理。万木草堂开设的课程有6类,即:哲学、史地学、数理化学、政治学、语言文字学、体育与音乐。哲学课程主要讲授六经大义及诸子百家,同时兼及西方哲学思想;史地学主要讲授中国史籍,同时兼及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测量;数理化学主要讲授几何、代数、微积分,同时也讲授物理、化学常识,及《天演论》;政治学主要讲授《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二十略》,兼及世界各国的政治得失和民情风俗;语言文字学主要讲授中国文字辞章,兼及外国语言文学;体育与音乐主要是练习体操及兵操,兼及古典声乐和器乐。康有为讲学博引古今中外,以理想激发热情,注重实际,扩大视野,启迪思维,深受学者欢迎。万木草堂强调自学,要求学生广泛涉猎百科知识,为此设有内容丰富的阅览室,收藏大量新学书籍。康有为办学不设考试,但要求学生写出笔记心得,从而引导学生学习。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形式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创举。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81]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闻讯后放声痛哭,奋笔写出1.8万余言的《上清帝书》,请求光绪帝“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敌(拒绝和约抵抗日寇),保疆土而延国命”[82],声称:“今若百度更新,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人,二十六万种物产,力图自强,此真日本之所大患,毕士麻克(俾斯麦)之所深忌,而欧罗巴诸国所窃忧也。以之西挞俄、英,南收海岛而有余,何至含垢忍耻、割地请款于小夷哉?”[83]各省举人纷纷响应,史称“公车上书”。据记载,当时签名上书者有16个省的举人606人,人数较多者是:广西99人,贵州95人,广东87人,四川73人[84],参与集会者有“千三百余人”[85]。(www.xing528.com)
公车上书使康有为名声大振,也引起慈禧后党的注意。当年的会试主考徐桐,副主考启秀、李文田都是保守派官僚,一心要将康有为排除于新科进士之外。由于当时科举考试严格实行密封考生的姓名,并有誊录墨卷的制度,阅卷考官不可能直接识别康有为的试卷,只好去留意广东考生中有新意、有才气者。结果很快发现一份试卷才华横溢、论辩慷慨,于是误以为是康有为所作,立即予以摒弃。等到拆除密封排定名次时,才发现康有为的试卷已被列入前5名,而且预定为会元(会试第1名),只好将其改为第5名;那份被考官故意黜落的广东考生试卷,却是梁启超的大作,梁启超先生就这样成为公车上书的牺牲品。朝考时,李文田又借口有几个字写得不够规范,硬将康有为列为第2等,阻止他入选翰林院。1895年5月15日,康有为被授予工部预衡司主事(正6品),进入官宦之列。5月29日,康有为以进士身份再次上书光绪帝。光绪帝下令抄发军机处审议,并呈送慈禧请示。8月17日,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史地、社会文化、风俗民情。《万国公报》创办之初,每期印1000份,由康有为提供纸墨费2两纹银,很快康有为的盘缠耗尽,只好典当衣物予以维持;后来得到军机章京(秘书)陈炽等人的捐助,发行量始增加到3000份,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会是康有为首创的政治团体,组建于1895年11月。1896年1月12日,康有为到上海创办《强学报》,提出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倡导变法,全国各地纷纷建立维新组织,呼吁变法图强。1月20日,御史杨崇伊奏报:“近来台馆诸臣于后孙公园赁屋,创立强学书院,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抄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藉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86]慈禧命光绪帝“著都察院查明封禁”[87],康有为只好回万木草堂继续讲学。
万木草堂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与黄遵宪等创办上海《时务报》旬刊,以开启民智,注重时事,寻求自强为宗旨,关心热点问题,反映民众呼声,抨击时政弊端,主张君主立宪,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发行量很快达到1.7万份,遍及全国70多个城市,但同时也引起保守派痛恨。1897年2月22日,康有为在学生何廷光支持下,到澳门创办《知新报》,发行到国内40多个大城市,以及旧金山、东京、横滨、神户、海防、新加坡等地。1898年1月5日,康有为又到北京创立粤学会,影响进一步扩大。1月24日,大学士李鸿章、翁同龢、协办大学士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召见康有为,康有为慷慨陈述有关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陆海军等改革措施。1月25日,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1月29日,康有为呈送《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维新三大要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88]3月12日,康有为又呈送《上清帝第七书》及《俄彼得变政考》、《日本变政考》,继续敦促变法维新。3月27日,康有为与梁启超约集各地举人上书都察院,要求拒绝俄国割据旅顺。随即与福建举人367人、江苏举人252人、广东举人831人,及湖北、湖南、安徽、广西举人110人,到都察院上书,抗议德国人破坏孔庙,要求德方赔偿损失,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等156名京官联名上书支持。4月12日,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宣称要“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89]。4月17日,康有为召集保国会首次大会,发布《保国会章程》30条;4月21日,康有为再次召集保国会大会,梁启超发表演讲。保国会的影响很快遍及全国,各省纷纷成立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爱国组织。6月1日,康有为草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ěr,近)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90],为统一朝野认识,“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迁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91],同时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92],敦促军机处筹划。6月15日,慈禧将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免职,明确规定:凡是受到皇太后封赏,“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93],同时命“直隶总督王文韶迅即入觐(召见),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94]。这就是说,光绪帝的维新刚开始,慈禧就收回高级干部的人事任免权,让刚升任大学士的亲信荣禄直接控制首都,掌握袁世凯的新军、宋庆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显然是要阻止改革。6月16日,光绪帝命“康有为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秘书)上行走”[95]。与此同时,慈禧命“以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96],直接控制皇宫卫戍部队。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因听不懂他的口音,只授予6品顶戴,命其筹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9月5日,光绪帝授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4品衔,命其参与新政。此后,尽管康有为十分努力,3个月内上奏折37件,广泛陈述改革意见;光绪帝也确实雷厉风行,先后颁发推动改革的谕旨106件,但根本无法推动改革。9月19日,慈禧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帝,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9月25日,谭嗣同等维新人士被捕;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被慈禧残杀于北京,史称“戊戌六君子”。10月5日,历时6年的万木草堂被查封,学生被通缉。1900年2月14日,慈禧严令“大索康有为、梁启超,毁所著书,阅其报章者并罪之”[97],万木草堂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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