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在进入近代之前,基本上是独立自主发展,在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欧洲科学技术逐渐形成文化优势,西方社会呈现出教育普及化和科技知识课程化的嬗变,西方文化优势通过教育活动不断放大,最终形成生产力的绝对优势。16世纪初期,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侵入亚洲,东西方文化开始发生摩擦。1529年,葡西签订《萨拉哥斯新条约》,明确划分亚洲的势力范围。1600年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1602年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在此前后,沙俄的魔爪伸到满洲,其他殖民者也纷纷染指亚洲。与此同时,中国东北边陲的女真人也开始挑战中央政权,并最终取而代之。正如著名学者徐中约先生所言:“这些事件对中国来说不啻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们打开了中国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虽然在一开始时并不显著,而且步履维艰,但在19世纪却发展成为一股引发中国与西方之间直接碰撞的力量。”[1]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以271对262的微弱多数票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以16艘军舰、4艘武装轮船、27艘运输船,及地面部队4000余人闯入中国沿海,很快就击溃八旗兵与绿营兵,迫使清王朝签订《中英江宁条约》,从此使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先贤们立志要改变祖国的命运,促使睡狮猛醒,大声疾呼:“我以我血荐轩辕”[2],开始探索改革。其中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主要体现于龚自珍、魏源的实学教育主张。
龚自珍是杭州人,生于1792年,卒于1841年。其祖父龚禔身、父亲龚丽正都是官僚兼学者,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龚自珍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48岁辞官到云阳书院及紫阳书院讲学。龚自珍为官清廉,力主抵抗列强侵略,改革弊政,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是近代改革的思想先驱。龚自珍认为“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3],反对将儒学奉为教育的唯一经典,主张将“田夫、野老、驺卒之所习熟”[4]视为学问纳入教育内容;反对封建教育的学治分离、学用脱节,倡导“不必泥乎经、史”[5]的经世致用之学;要求改变科举论才、八股取士的制度,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 [6]。
龚自珍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生于1794年,卒于1857年,28岁中举人,50岁中进士,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魏源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支柱,明确指出:“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7]“人材进则军政修”[8],因此十分重视教育。他担任地方官时曾大力扩充书院、设立义学,修建育婴堂。魏源认为“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9]“道形诸事谓之治”[10],明确指出学习的目的就是致用,也就是“求道”;求道的目的就是治理天下,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呼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1]。(www.xing528.com)
魏源
龚自珍和魏源的实学思想,是面临列强欺凌的正义反抗,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光辉。纵观晚晴的志士仁人,无不得益于龚自珍、魏源的思想熏陶。龚魏实学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就是开启慷慨论天下事的学术风气。梁启超先生曾将新学人物以经术作政论、抨击时弊、要求变法的主张,归结为“龚魏之遗风”,认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12]“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13]可见龚自珍和魏源的实学教育思想,确实代表了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趋向,龚自珍和魏源是奠定近代新学教育的进步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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