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虽然未纳入官学体制，尚有自主办学、自由讲学的特征，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吸引，其教育目的及教学内容已经逐渐趋于官学，以至于有“准官学”之说。清代初年为压制反清斗争，曾一度严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105]后来随着局势稳定，又转而扶持书院。1657年，清世祖福临批准修复衡阳石鼓书院，使民间办学热情受到鼓舞，很快就修复重建前代书院61所，新建书院45所[106]。随后清圣祖玄烨为白鹿书院和岳麓书院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为济南省城书院御书“学宗洙泗”匾额，为苏州紫阳书院御书“学道还淳”匾额，民间书院由此盛行。1723年，清世宗胤禛（zhēn）下令：“命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107]，随后诏令各省将书院“设之省会，发帑金（国库货币）以资膏火（助学金）”[108]。1736年，清高宗弘历下令：“嗣后书院讲席，令督抚学臣悉心采访，不拘本省邻省，亦不论已仕未仕，但择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士林所推重者，以礼相延，厚给廪饩，俾得安心训导。仍令于生徒学业，时加考核，并宽其程期，以俟优游之化。如果六年著有成效，该督抚学臣酌量题请议叙，毋得视为具文，亦不准滥行题请。”[109]官方由此插手书院的经费和师资，藉以控制民间办学方向，各地府州县也随即开始兴办书院。据《中国书院辞典》所列名录统计，清代陆续新建和重建的书院达到3885所，加上历代存续的旧书院及外国传教士后来兴办的新式书院，总数约有4000余所[110]，为中国历代书院之最。据王炳照先生的统计，清代书院较多者是：浙江397所，四川383所，江西324所，河南276所，广东242所；为数较少者是：宁夏11所，内蒙5所，新疆4所，青海3所，黑龙江2所；设省较晚的台湾有52所，弹丸之地的香港也兴建书院31所[111]。清代后期官学衰退，民间书院的影响扩大，正如《清史稿》所言：“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世祖（顺治帝）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乾隆帝）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浸衰（逐渐衰退），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为数不少）。”[112]据史料记载，清代书院是名师云集之所，其中最著名者有孙奇逢、黄宗羲、李颙（ yóng）3人。
孙奇逢
孙奇逢字启泰，是容城（河北保定市容城县）人，生于1584年。据《清史稿》所言，孙奇逢“少傥（ tì tǎng，洒脱无拘束），好奇节（崇尚奇特节操），而内行笃修（认真修养品德）。负（具有）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113]。1600年，孙奇逢16岁中顺天府乡试举人之后为父母守墓6年，被官府表彰为孝子，随即与鹿善继等人结交，“以圣贤相期（以圣贤为榜样相互鼓励）”[114]。1624年，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人遭魏忠贤阉党陷害被捕入狱，孙奇逢与张果中、鹿正竭力奔走，倡议捐款营救，义声震动儒林，被誉为“范阳三烈士”。此后“台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并称台垣）及巡抚交荐（不断推荐），屡征不起（多次征召也不肯赴任）”[115]。1645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蕴推荐孙奇逢出任官学校长。薛所蕴其人是1628年的进士，也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曾任国子监司业。1641年3月2日，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举行庆功宴，将体重360斤的福王朱常洵连同梅花鹿一同烹煮，号称“福禄宴”，同时被俘的薛所蕴吓得立即投降李自成。1644年，李自成兵败，薛所蕴又投降清军。孙奇逢鄙视其人品，但不愿得罪于小人，只好托病推辞。此后清廷多次征召孙奇逢，孙奇逢均借故推脱。1647年正月，清世祖福临第3次下达“圈地令”，继续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将圈地范围扩大到保定府、永平府（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宣化府（河北张家口市）、河间府（河北沧州市河间市）、天津府，侵占民田约1400万亩，以奖赏八旗官兵，孙奇逢家族的田产被侵占，只好率领族人南下谋生。1650年，孙奇逢家族迁居到辉县（河南新乡市辉县市）。1652年，孙奇逢家族入住辉县孟庄镇夏峰村，“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者亦受田使耕，所居成聚（集镇）”[116]。此后孙奇逢“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屡征不起”[117]，时称“孙征君”。孙奇逢蛰居夏峰村期间，一直执教于百泉书院。百泉书院位于辉县百泉湖，始创于1241年，原称“太极书院”，后来毁于元末战火。据《辉县市志》记载，1480年四月，河南提学佥事吴伯通重建书院，历时两年建成3座庭院、8排学舍，改称百泉书院。孙奇逢主讲百泉书院之时，四方学者纷至沓来，成为名扬中州的文化中心。为鼓励学生从事学术研究，提高教学水平，百泉书院设有刻印机构，刊印大量文献典籍。时至今日，辉县市博物馆仍存有百泉书院书版数千块、藏书1万余册。百泉书院采取开放式办学，来者不拒，走者自便。同时推崇各家学派，分别讲授邵雍、程颢、程颐、司马光、张载等人的学说，任由学生自由选择。1663年，有好事之徒举报孙奇逢所著《甲申大难录》对清军入关的措辞不恭，孙奇逢被拘捕入狱。孙奇逢虽身陷囹圄，仍然从容为求学者辨析疑义，态度泰然自若。1675年，孙奇逢91岁病逝，祭祀于百泉书院。孙奇逢一生的著述颇丰，与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名儒”。
黄宗羲
黄宗羲是西汉名臣黄霸的后裔，祖籍阳夏（河南周口市太康县），1610年9月24日生于余姚（宁波市余姚市）。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年轻时以乡村教师为业，1616年中进士，1622年任御史，1626年6月24日被阉党残杀，列名于“东林七君子”。黄宗羲从小受家教熏陶，生性刚毅、博学广记，崇尚气节，鄙视权贵。1628年，黄宗羲赴京为父亲鸣冤，与阉党许显纯、崔应元对簿公堂，面对阉党余孽的百般狡赖，黄宗羲“出所袖锥锥（许）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崔）应元，拔其（胡）须归祭（黄）尊素神主前；又追杀牢卒叶咨、颜文仲，盖（黄）尊素绝命于二卒手也”[118]，并“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皇宫）。思宗（崇祯帝）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很让我同情）’”[119]。回乡之后，黄宗羲与弟弟黄宗炎、黄宗会“尽发家藏书读之”[120]并大量借阅邻里乡贤的藏书，日夜抄录诵读，被誉为“东浙三黄”。1645年，清军南下，黄宗羲毁家纾难，组织家乡子弟300余人坚持抗清，号称“世忠营”。抗清失败后，“（黄）宗羲无复望，乃奉母返里门，毕力著述，而四方请业之士渐至矣”。[121]1656年，清廷学士叶方蔼敦促黄宗羲赴京任职，状元徐元文、探花徐乾学等人也多次举荐黄宗羲，黄宗羲始终不肯赴任清廷官职，直到1695年8月12日辞世，享年85岁。(www.xing528.com)
黄宗羲学识渊博，是公认的经学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后人以黄宗羲、孙奇逢、李颙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又以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为“明末清初五大家”。清代初年，黄宗羲先后到慈溪（宁波市慈溪市）、宁波、绍兴、海宁（嘉兴市海宁市）等地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名著。黄宗羲一生的嗜好，就是藏书、抄书、借书、读书、写书，其足迹遍及江南各地藏书家。其著述涉及史学、经学、地理学、天文律历学、数学，以及诗文辞赋，多达112种，1300余卷，2000余万言[122]，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李颙
李颙是盩厔（西安市周至县）人，生于1627年。李颙的父亲李可从是明末将领。1642年，李自成攻占襄城（许昌市襄城县），李可从阵亡，李颙与母亲彭氏陷于“饥寒清苦，无所凭借”[123]的困境，但仍然“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有馈遗（馈赠）者，虽十返不受（即使送来10次也不肯接受）”[124]。李颙自号二曲，“二曲者，水曲曰盩，山曲曰厔”[125]，可见其对家乡盩厔（周至）的情感甚深，素有“以理学倡导关中”[126]的志向。1659年著名清官骆钟麟出任周至知县，“以师礼数造（多次拜访）李颙庐”[127]，礼聘李颙讲学，80高龄的关中理学家党子澄也冒雪前来请教，“关中士子多宗之（关中许多读书人都向他求学）”[128]。李颙学术造诣甚深，与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1670年，李颙服母丧后，奔赴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此时已升任常州知府的骆钟麟正兴办延陵书院，立即迎请李颙讲学，骆钟麟“率僚属及荐绅（退职官吏）学士北面而听”[129]“常州人士思慕之，为之肖像于延陵书院”［1］，并其讲稿刊印为《匡时要务》。李颙随后应邀到无锡、江阴（无锡市江阴市）、靖江（江苏泰州市靖江市）、宜兴（无锡市宜兴市）讲学，“所至学者云集”[131]。1673年，李颙返回陕西，官府“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声称病重），舁（yú）床至省（躺卧床上抬到省城西安），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自是闭关（不与人交往），晏息（休养）土屋，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只有顾炎武来访才接待）”[132]。1703年，清圣祖召见，李颙以老迈推脱，仅“以所著《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奏进”[133]，清圣祖“特赐御书‘操志高洁’以奖之”[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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