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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蒙学:官方兴办的初级学校,基础教育主要形式

时间:2023-1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清代的蒙学主要有社学、义学、私塾3种形式。据专家研究,清代的社学和义学主要集中于边远山区,大多从“民办”转为“公办”,是官方教育体系的基础。据统计,云南23个府州县的221所义学,属于官方兴办者有182所,占到82.35%[90],其余各省的情况也大体相差无几,可见清代的社学和义学大多是官方开办的初级学校。清代私塾清代蒙学虽然以官办社学和义学为主,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教材。

清代蒙学:官方兴办的初级学校,基础教育主要形式

据《周易》所言,“山下出泉(山下刚露头的清泉),蒙(这就是蒙的卦象)。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可从中悟出果断培养品德的意义)”[85]“蒙以养正(按照童蒙成长的规律以养育正道),圣功也(这是圣人所要开创的功业)” [86],于是古人称幼童为“蒙童”,称幼童的初级教育为“蒙学”。蒙学是原始人类最先推出的教育形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初年。清代的蒙学主要有社学、义学、私塾3种形式。所谓“社学”,创始于元代的村社,明代已经普遍推广,清代则以乡为单位设立社学,并列入地方官学体系。清代府州县学生员考试成绩列为末等者,降为青衣(不准穿蓝衫制服而改穿黑色服装);青衣的考试成绩仍列末等者,就会被“发社”,也就是降到社学读书,可见社学是低于正规官学的初级学校。所谓“义学”,始见于东汉,原是民间兴办的义务学校,可免费招收贫民子弟入学。据《后汉书》记载,巴郡阆中(四川南充市阆中市)人杨仁“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安心做民间教育工作)。仕郡为功曹(后来出任巴郡秘书长),举孝廉,除郎(被任命为中央政府的郎官)。太常上(杨)仁经中博士(主管教育的太常见杨仁精通经学就推荐他出任博士),(杨)仁自以年未五十(杨仁以自己年龄不到50岁),不应旧科(不符合制度规定),上府让选(上书太常府予以辞让)”[87]。公元76年,杨仁出任什邡(四川德阳市什邡市)县令,“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鼓励部属子弟读书并予以考核),悉令就学(要求他们全部入学)。其有通明经术者(对那些通晓经义的人),显之右署(任用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或贡之朝(或者推荐到中央政府),由是义学大兴(于是促进民间教育的兴盛)”[88]。此后历朝历代,义学作为民间教育的重要形式一直长盛不衰。北宋时期,范仲淹推行改革,提倡民间办学,义学得以普及。所谓“私塾”,则是指家庭或家族开办的私立学校,其史料多见于地方史志或私人笔记,官方文书很少有记载。清代制度规定,知县的职责是“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89]。这个“养”,就是传统意义的养老;这个“教”,就是历来与养老相关的教育。据专家研究,清代的社学和义学主要集中于边远山区,大多从“民办”转为“公办”,是官方教育体系的基础。据统计,云南23个府州县的221所义学,属于官方兴办者有182所,占到82.35%[90],其余各省的情况也大体相差无几,可见清代的社学和义学大多是官方开办的初级学校。

1652年,清世祖福临下令:“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养赡。提学临案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91]1658年,清世祖命:“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1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1入,充为教读,以司训督,岁给饩银8两,膏火银20两,地方官动正项支给(列入地方政府正常开支项目)。” [92]11702年7月2日,清圣祖“定义学小学之制”[93],命“京师崇文门外设立义学”[94],要求北京5大城区“各设小学,延塾师教育,有成材者,选入义学。小学每年廪饩共三百两,于府县按月支给”[95]。此后社学和义学以“正人心,厚风俗”[96]为目的,迅速普及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新疆等地。

清代私塾(www.xing528.com)

清代蒙学虽然以官办社学和义学为主,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教材。据张志公先生研究,清代蒙学的常用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昔时贤文》等,共有21类619种之多[97]。清代蒙学的教学方法,是从识字、习字入手,逐渐深入到阅读、对句、作文。清代著名教育家崔学古的经验是:“教训童子,在六七岁时,不问知(智)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扑责(打骂),不惟无益,且有损也。”[98]清代著名教育家唐彪主张:“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书(讲课文),须先令识字,认不清,切须令再认,不必急急上书也。何也?凡书必令学生自己多读,然后能背,苟字不能识,虽欲读而不能,读且未能,焉能背也?初入学半年,不令读书,专令认字,尤为妙法。”[99]清代著名语言学家王筠认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急于)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字)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100],主张用讲故事的方法传授知识。王筠总结的经验是:“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执笔与运笔的方法),八九岁不晚。学则学元秘塔(柳公权《大达法师玄秘塔碑》)、臧公碑(颜真卿《唐故东莞臧公神道碑》)之类,不可学小字。大有三分好,缩小便有五分好也。”[101]至于八股文的写作训练,王筠先生认为:“才高者,16岁可以学文;钝者20岁不晚。初学文,先令读唐宋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以圈为主。”[102]唐彪先生认为教师批改作文,“宜随其立意而改之,通达其气脉字句,极能长发才思。若拘题理而尽改之,则阻挫其才思,已后即不能发出矣”[103]。王筠先生特别强调要启发学生热情,认为:“学生20岁不狂,没出息;30岁犹狂,没出息。”[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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