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世祖福临入主北京之后，“诏各省府州县儒学食廪生员仍准廪给，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肄业，俱照例优免（赋税劳役）”[61]。这就是说，满清王朝入关后不仅立即恢复国子监办学，而且要求各省恢复地方官学。1645年，清世祖命：“定生员品服，式银雀帽，顶高二寸，带用九品（乌角圆板4块），蓝袍青边披领。”[62]1647年，清世祖下令：“定直省各学廪膳、增广各生额数，廪膳生员府学40名，州学30名，县学20名，卫学10名。增广生员名数同”[63]，以府学生员人数较多，称为“大学”；州学生员人数居中，称为“中学”；县学及卫学生员人数较少，称为“小学”。可见清代初年的大学、中学、小学只是就地方官学的生员额数而言，并没有学历程度的区别。为鼓励地方办学，清代曾经多次将小学升格为中学，将中学升格为大学，其实也只是增加入学名额。1650年，清世祖“改（明代）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64]，开始恢复南方各省的官学。1652年，清世祖命“颁《卧碑文》于直省儒学明伦堂”[65]，规定官学生员的行为准则，要求“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66]“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67]，宣称“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研求淹贯（通晓）。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实学，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68]，下令“各省设督学道，以各部郎中（正5品）进士出身者充之”[69]。1726年，清世宗胤禛命各省设提督学政，就是用副省级的学政主管教育，以强化教育行政。学政的职责是“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凡有兴革，会（同总）督、（巡）抚行之”[70]。清代制度规定，学政是皇帝简派的学官，全权负责管理全省教育，总督和巡抚均不能干涉学务，但必须监督评价学政的工作。清代官学的入学名额管理很严，1734年4月25日，“河南学政俞鸿图以婪赃处斩，其父（户部）侍郎俞兆晟（shèng）褫职（chǐ，夺职）” [71]，罪名就是“纳贿婪臧，紊乱学政”[72]。1741年4月22日，清高宗弘历“命侍郎杨嗣璟往山西会鞠（会同审讯）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员之狱”[73]，当年8月12日，就下令将“喀尔钦处斩”[74]。1750年8月12日，清高宗获悉四川学政朱荃生前有“匿丧（隐瞒父母丧事）情节，并贿卖童生（名额）”[75]等案情，立即下令将“现在湖广之家人等并伊弟朱华、朱英，俱解交四川总督策楞严审”[76]，相关的行贿官员也全部受到查处。8月21日，清高宗又将推荐朱荃的兵部尚书“汪由敦降兵部侍郎”[77]。为避免学政贿卖学额，从雍正时期就推行“高薪养廉”。乾隆时期，年薪仅有130两银的学政，其养廉银竟然高达4 000两，但这仍然未能杜绝学政的贪赃枉法。
清代戆州县学文庙
清代兴办学校，也是出于政治需要。正如《御制学校论》所言：“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78]清代的地方官学，按照地方行政级别分别设立为府学、州学、县学。府学设教授（正7品校长），州学设学正（正8品校长），县学设教谕（正8品校长），“皆设训导（从8品教务主任）佐之”[79]。
［4］李国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卷第130页。
这组数据与明代“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4200余员”[80]相比较，可见康熙时期的办学规模显然还未能恢复到明代的水平，同时也可见当时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学校已经有所普及，而东北及西北地区仍然有很大差距。(www.xing528.com)
清代地方官学的学生称为生员（秀才），未取得生员资格的书生，无论年龄大小只能称童生。童生必须通过县试、府试、院试合格，才能取得生员功名，按名次进入地方官学读书。所谓“县试”，其实也包括府属州、厅的州试和厅试，是由知县或知州、同知主持的初级考试，一般于每年二月举行。应考的童生必须事先到县（州、厅）衙门的礼房报名投考。由于清代严格限制3代之内的娼、优（演员）、隶（奴婢）、卒（官府差役），及罪犯子弟入学，因此必须如实填写3代履历，并实行5人联保，以及1名本县廪生（获得助学金的生员）的担保。县试一般要连考5场，每场考1天。县试合格者，可继续参加府试。所谓“府试”，其实也包括直隶州、直隶厅的州试和厅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一般于当年四月举行。府试合格者，即取得参加院试的资格。所谓“院试”，就是各省学政到所属各府及直隶州、直隶厅主持的考试。院试合格者，即取得生员功名，补入府学读书者称为府学生员，补入州学读书者称为州学生员，补入县学读书者称为县学生员，民间俗称“秀才”，也尊称“相公”。取得生员功名者，身份立即上升到“四民（士农工商）”的上层，既可以依次进入地方官学读书，也可以继续参加科举乡试，享有高于一般庶民的若干特权。按照1652年清世祖颁布的《训士规条》规定，生员可以穿戴法定的服饰，可以免除丁粮、赋税，并“例免差徭（劳役）”[81]；如递补为廪生，就可以享受食廪（助学金）；家庭负担特重者，还可“给学租养赡”[82]。生员与地方官相见，可以行拱手礼，不必行跪拜礼。生员“违犯禁令，小者府、州、县行教官责惩，大者申（报）学政，黜革（功名）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83]。但与此同时，学官也必须按照学规严格管束生员，“如教官徇庇劣生不揭报，或经揭报，学政不严加惩处，分别罚俸、镌级（降品级）、褫职。其大较也（这也是考核学官的准则）”[84]。
清代地方官学的生员，分为廪生、增生、附生等不同待遇。所谓“廪生”，即廪膳生员，也就是列为地方官学规定名额之内的学生，一般是以岁考名列1等的优秀者予以递补，每年可领取廪饩（xì）银4两，每月还可领取廪米6斗（约62公升）。所谓“增生”，即增广生员，就是按规定增加名额的生员，也是按照岁考名次递补。所谓“附生”，即附读生员，是暂时未列入正式编制的候补生。增生和附生都可以入学读书，但不能享受廪饩银和廪米。清代地方官学的生员，必须参加学政主持的岁考和科考。所谓“岁考”，就是每年由学政主持的考试，这对于尚未取得功名的童生而言，是一次入学资格考试，对于已经取得功名的生员而言，则是一次重新排列名次等级的考试。岁考的规则与科举考试相仿，考场设有印卷官员、受卷官员、内外搜检官员，以及役丁和负责巡逻考场的兵丁。凌晨5时，考场鸣炮开门，考生依次点名受检入场。进入考座之前，考生还必须再次接受内检。凡是发现冒籍、冒名、夹带等违规者，立即枷号问罪。考试过程中，如有违规作弊，也要严加处置。申刻（下午5时）漏尽后，考生必须交卷出场。生员参加岁考成绩名列1等及2等者，可以依次递补廪生、增生，及附生；名列3等者，可以恢复被黜降的资格，但不能直接升补廪生；名列4等者，生暂时（6个月）停发廪饩，增生及附生以下将受到打板子的责罚；名列5等者，廪生开缺（重新依次候补），已经停廪的廪生降为增生，增生降为附生，附生降为青衣（不准穿生员的蓝衫而改穿黑色服装）；名列6等者，有10年廪膳资历的廪生和增生分别降为末等并处罚，附生以下生员则革除功名。所谓“科考”，就是科举乡试之前的预选考试，成绩分为3等排名。大省的前10名，中小省的前5名，可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此外，乡试当年的七月，学政还将举行“录科”和“录遗”考试。所谓“录科”考试，就是为在籍的监生、荫生、贡生等挂名的太学生举行参加乡试的预选考试，凡是科考未能入选的考生，或因故未参加科考的生员，可以参加录科考试。所谓“录遗”，其实就是补考，凡是未通过录科考试者，还可以再次参加录遗考试，考试合格者仍然可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清代地方官学教官的日常工作主要有7项，即：月课、季考、诵文、行礼、讲律、评优、发廪。所谓“月课”，就是每月例行检查学生的功课，给予评价和指导。所谓“季考”，就是每季举行1次学业测验，一般是以《四书》为题考察1篇作文及1首律诗，或者1篇策论，并评判等级。所谓“诵文”，就是每月初一、十五集合学生诵读清世祖的《卧碑文》和清圣祖的《训饬士子文》、《广训文》及清世宗的《朋党论》。所谓行礼”，就是每逢万寿节（皇帝生日）、元旦（春节）、冬至、丁祭（二月和八月的首个丁日祭孔），率领生员参与祭祀活动。所谓讲律”，就是在月课、季考的次日，集合学生宣讲律令。所谓“评优”，就是在学政主持岁考之前报告学生学业情况，并评判优劣。所谓“发廪”，就是按时向廪生发放廪饩银及廪米，向贫困生发放赡养费。由此可见，清代地方官学学官的工作重心是行政管理以及思想教育，其课程教育只是侧重于考试，并无讲授教材的职责。清代对教科书的管制很严，大多由国子监统一刊印。1652年，清世祖明确规定各地官学的教材，以《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为准。此后又将《御制古文渊鉴》、《十三经》、《二十二史》（未纳入《旧唐书》及《旧五代史》）、《三通》、《御制全唐诗》、《御制子史精华》、《御纂周易折中》、《三经汇纂》、《康熙字典》列为教科书，让学生成天埋头写作八股文，穷于应付各种考试，整个教育体制长期停留于以考试为导向，以科举为目的的迷宫之内，学生只能凭悟性去追逐故纸堆中的一丝萤光，远不及当时书院的学术讲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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