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南长区学前路的东林书院：中国教育史话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大力兴办国学和地方儒学，但同时也压制民间书院，甚至收回书院的学田，铲除书院的经济基础。据专家统计，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全国的书院已减少到43所，仅是元代406所的10.6%^[108]，更不及宋代638所的7%^[109]。明代中期，官场腐败导致官学衰退，民间书院重新获得发展机遇。据白新良先生所言，正德（1506—1521年）、嘉靖（1522—1566年）的60年间，“全国新建和修复前代书院当近千所。连同明初以来新建和修复前代书院，总数不下1300余所。这是继南宋之后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110]。明代后期，全国的书院猛增到1963所，其中为数较多者：江西270所，广东207所，福建180所；为数较少者：辽东6所，甘肃17所，贵州28所^[111]。到“隆万时期（1567—1619年），书院已完全取代官学而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112]。

［10］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4页。

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市南长区学前路，首创者是北宋著名学者杨时。杨时原籍将乐（福建三明市将乐县），1054年1月6日出生于南剑州（福建南平市延平区）。1076年，杨时22岁中进士之后，“杜门不仕者十年”^[113]，“以师礼见（程）颢于颍昌（河南许昌市），相得甚欢。其归也，（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我的学说将要传到南方了）。’”^[114]18年后，杨时又求教于程颢的弟弟程颐，留下“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杨时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学者，1101年，杨时47岁出任荆州府学教授，“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115]。1111年，57岁的杨时与好友李夔（李纲之父）到无锡城东游览，发现七箭河畔的苏家弄一带溪云悠悠，与当年求学的庐山东林寺形胜相似，是读书做学问的理想之处，于是就购地修建学校，命名“东林书院”。1126年2月25日，宋钦宗赵桓决计向金军割地求和，“罢李纲以谢金人，废亲征行营司”^[116]。2月28日，“太学诸生陈东等及都民数万人伏阙上书，请复用李纲及种师道（《水浒》所说的抗金名将小种经略相公）”^[117]，愤怒的民众擂响“登闻鼓”，将祸国殃民的太监朱拱之“脔而磔之（撕成碎片吃掉），并杀内侍数十人”^[118]，迫使宋钦宗下令恢复李纲的副丞相职务，并兼任京城防御使。宋钦宗随即任命杨时为国子监祭酒，意在利用他的学术威望加强对太学生的管束。1130年，杨时76岁告老还乡，东林书院被僧人秋潭改设为东林庵，此后沉寂470余年，一直是佛家净地。

东林书院

1604年，罢官回籍的著名学者顾宪成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重建东林书院，以6亩之地建成石坊、院门、丽泽堂，依庸堂、中和堂及燕居等处，兴建园林10亩，同时修建“道南祠”，以祭祀杨时当年办学“倡道东南”的历史功绩。顾宪成生活的年代，“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虽使至愚之人，亦知必乱”^[119]，是社会矛盾特别尖锐的时代。一面是宦官专权，民怨沸腾、民变四起；另一面是后金不断侵扰、步步紧逼；与此同时，是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新兴市民阶层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不断加剧。正是基于对社会矛盾的共同认识，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以凛然气节创办东林书院，痛斥宦官横行，批判空谈浮华的儒学风气，倡导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提出挽救民族危亡、济世拯民、改革图新的政治诉求。《明史》记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坚持道义的志士仁人），率退处林野（大多退出朝政回归民间），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120]“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议论）朝政，裁量（品评）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在朝官员追慕其风范），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121]。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薛敷教被誉为“东林八君子”。(www.xing528.com)

1599年，顾宪成的好友李三才上疏批评明神宗朱翊钧：“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122]要求“罢除天下矿税”^[123]，引起宦官集团仇视，也使明神宗反感。1610年，许多大臣要求让李三才进入内阁，顾宪成也给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写信，赞扬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将顾宪成的信件刊载于政务报刊《邸抄》，遭到宦官集团群起攻击。

1621年5月4日，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攻占沈阳，明守军及四川、浙江援军5万余人被歼，总兵尤世功、贺世贤、陈策、童仲揆、副将秦邦屏、戚金等人阵亡，民众7万余人被屠杀。5月11日，努尔哈赤攻占辽阳，明军10余万人溃败，辽东经略（总司令）袁应泰兵败自尽，巡按御史张铨被俘杀，明王朝设置于辽东的70余座边城全部沦陷。1622年2月27日，努尔哈赤攻占广宁（辽宁锦州市北宁市），明军3万余人溃败，总兵刘渠、祁秉忠、副将罗一贵阵亡，明军设于辽西的40多座边城也全部沦陷，山海关已成为边防第一线。面对内外交困的危局，明熹宗朱由校重新起用东林党元老叶向高等人入阁，东林书院顿时成为舆论中心，影响更为扩大。

1624年7月15日，左副都御使（正3品）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南北诸臣论忠贤者相继（各地官员不断揭露魏忠贤罪行）”^[124]，掀起声讨宦官集团的高潮，但是明熹宗仍醉心于他的木工活，根本无暇理会。8月22日，65岁的内阁首辅叶向高退休，魏忠贤利用明熹宗不理政务的机会，赶紧编印所谓“东林点将录”，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肆意迫害东林志士。当年十月，吏部侍郎陈于廷、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被削职为民。1625年1月9日，宦官罪魁魏忠贤假借查办“移宫案”，将内阁中书（秘书）汪文言逮捕到锦衣卫监狱，严刑拷打两个多月，逼迫汪文言诬告杨涟等人受贿。汪文言很有骨气，疾声大呼：“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杨涟字大洪）”^[125]，最终死于酷刑。锦衣卫镇抚使“许显纯自削牍以上（伪造供词上报）”^[126]，无端罗织东林志士罪名。1625年5月5日，魏忠贤下令“逮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削尚书赵南星等籍。未几，杨涟等逮至，下（锦衣卫）镇抚司狱，相继死狱中”^[127]。魏大中被捕后押解赴京途中经过吴县（苏州市吴中区），正在吴县老家休假的吏部主事周顺昌不仅出面款待魏大中，而且公开宣布与他结为亲家，公然蔑视魏忠贤的权势。左光斗被关押刑讯期间，他的学生史可法曾买通狱卒去探望。据方苞所言，“及左公下厂狱，史（可法）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可法）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chán，刨土工具），为除不洁者（装扮成清洁工），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可法）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可法）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128]。此时太学生们“以（左）光斗有德于畿辅，倡议醵金（捐款），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其狱”^[129]，但这笔捐款只是换回左光斗的遗体。

1625年8月8日，明熹宗下令：“毁首善书院”^[130]；8月30日，“尚书李三才、顾宪成等削籍（革除功名）”^[131]；9月7日，“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摧毁所有宣讲东林学说的书院）。削尚书孙慎行等籍”^[132]。1626年3月22日，魏忠贤下令“逮前应天（南京）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龙，谕德（詹事府正4品官）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高）攀龙赴水死，（周）起元等下镇抚司狱，相继死狱中”^[133]。锦衣卫逮捕周顺昌时引起苏州市民反抗，民众当场击毙锦衣卫1人，击伤多人。苏州民众将牵连此案被处死的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合葬于虎丘，称为“五人之墓”。1626年1月8日，魏忠贤将东林志士500余人列榜昭示全国，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此后“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134]。一个目不识丁的市井无赖，竟然成为权倾一时的“九千岁”，这既是朱明王朝的悲哀，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