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及八股文：中国教育史探析

朱元璋创业之初就十分重视聚集人才。建国前夕，朱元璋即明确表示：“欲上稽（考察）古制，设文武二科以广求天下之贤。其应文举者，察其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骑射，以观其能；策以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86]1367年4月20日，朱元璋命“有司预为劝谕（要求有关部门提前劝告）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抓紧时间学习），俟（等待）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充当举子到京师应试）”^[87]，以此揭开明代科举序幕。1370年5月2日，明军大将徐达歼灭元军主力扩廓帖木儿（王保保）部。5月23日，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崩于应昌（内蒙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朱元璋取得北伐战役的决定性胜利。6月5日，朱元璋宣布“设科取士”^[88]，随即颁布《科举考试条格（例）》，明确规定考试日期、内容、流程及准考名额，要求：“自今年八月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庭，观其学识，第其高下（确定等级名次）而任之。”^[89]朱元璋举行的科举考试，增设有骑射内容，但并未专设武举，既体现出当时战争背景，也可看出朱元璋对武学始终心存疑虑。1371年2月8日，朱元璋向中书省下达指令：“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于任贤。既设科举取士，令各省连试三年，庶（各种）贤才众多，而官足任使也（正好有很多官位缺额足以任用）。自后则三年一举，著为定例。”^[90]意思就是实行连续3年举行科考的特殊政策，以便充实职官空缺，然后再恢复每3年举行1次的科考常规。1372年1月8日，吏部奏报“天下官多缺员”^[91]，朱元璋立即“命礼部：今岁各处乡试取中举人，俱免会试，悉起赴京用之”^[92]。两年之后，朱元璋发现“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有为（看似可以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93]。1373年3月17日，朱元璋下令：“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希望）天下学者知所向方（学习的目的），而士习归于务本”^[94]，于是明代初年的科考就此中止。直到1382年9月8日，朱元璋“诏礼部设科举取士，令天下学校期三年试之，著为定制”^[95]，始恢复3年1考的科举制度，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4个环节实行。

明代的童试，即“童生试”，是唐宋时期州县试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科举的资格考试。明代的童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3个阶段。县试每年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一般考5场。参加县试的考生主要是地方儒学学生，也允许未入学的读书人报考，不限制年龄。报考者必须到衙门履行报考手续，并取得4名同乡及1名秀才的担保，以证明其品行始能获得考试资格。县试合格者可继续参加府试，第一名称为“县案首”。府试每年四月举行，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直隶厅同知主持，连考3场，合格者称为“童生”，可以继续参加院试，第一名称为“府（州厅）案首”。院试每3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辖区各地主持考试，辰、未、戌、丑年的院试称为“岁试”；寅、巳、申、亥年的院试称为“科试”，院试第一名称为“院案首”，及格者称为“生员”，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秀才”，算是具有初级功名的知识分子，既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也可进入地方儒学读书，享有国家规定的钱粮津贴，同时可以免除赋税劳役，见官不跪，公堂免受刑讯的政治待遇。

明代的乡试，是省一级科举考试，由各省布政使司及顺天府（北京）、应天府（南京）主持，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八月举行，民间称为“秋闱”“秋贡”、“秋赋”。明代初年的乡试，有12个行省和高丽（朝鲜）、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广治省）3个藩国参加，1384年之后，又陆续增加四川、云南、贵州、交趾（越南河内市）等处考生。乡试考官有“外帘官”和“内帘官”两类。外帘官直接负责考场事务，内帘官负责出题、阅卷及确定录取名次。内帘官出题后就落锁封闭内院，直到张榜公布考试名次才能与外界接触，称为“锁院”。明代初年，“两京（南京北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翰林院学士）。而各省考官，先期于儒官、儒士内聘明经公正者为之，故有不在朝列累秉文衡者（没有做官而又多次掌握官员选拔标准）。景泰三年（1452年）令布（政）、按（察）二司同巡按御史，推举见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学廉谨者，聘充考官”^[96]。此后鉴于教官与考生的关系密切，多有弊端，于是改为临时任命翰林院官员主持乡试。考生的应试资格及报考程序有明确规定：“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通儒学而未做官者），官之未入流而无钱粮等项粘带者（只是无品级末吏而且没有享受钱粮待遇者），皆由有司保举性质敦厚、文行可称者，各具年甲、籍贯、三代（父、祖、曾祖）、本经（本人学习的经典名称），州县申（报）府，府申（报）布政司乡试。其学官及罢闲官吏（学校教官及免职赋闲官员）、倡优之家（娼妓和演艺家庭出身者）、隶卒之徒（犯罪服役者），与居父母之丧者（父母丧期27个月之内），并不许应试。”^[97]

明代科举考试示意图

明代乡试的第一场考试，规定于八月初九日举行，考题是《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各4道，《四书》3道，目的是考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明代乡试的第二场考试，规定于八月十二日举行，考题是礼乐论1道，司法判语5条，诏、诰、表、笺等公文题1道，目的是考察辩论说理能力，以及对公文体裁的掌握和运用。明代乡试的第三场考试，规定于八月十五日举行，考题是经史策论5道，目的是考察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解，要求理论引据斟酌得宜，实际运用便于操作。明代前期还规定考试之后进行1次面试，内容是测试骑马射箭的能力，并考察书法、律令，以及算术方面的知识。

明代乡试明确规定印卷、编号、入场、监考、纳卷、弥封、誊录、对读、阅卷、录取、发榜等操作程序。所谓“印卷”，就是由考生自备正卷纸和草卷（草稿）纸各12张，并提供父、祖、曾祖3代名讳，本人籍贯、年龄及所学习的经书名称，然后交官府印制成个人试卷，加盖公章，考生只能携带官府确认的正卷和草卷入考场。所谓“编号”，就是临时编录考场座号，并通告考生。所谓“入场”，就是进入考场之前对考生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夹带文字，就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并移文原籍，不许再次应试。所谓“监考”，就是在每一间号房外设置一名士兵（称为“号军”），就近监督考生遵守考场规则，如发现考生作弊，可以立即驱除出场。所谓“纳卷”，就是由受卷官负责收受考生的答卷，并当面登记在案。所谓“弥封”，就是由弥封官当场密封考生姓名，并编号登记。所谓“誊录”，就是请人用红笔正楷誊写考生的“墨卷”，避免阅卷官刻意识别考生字迹。所谓“对读”，就是由考官指定人员将誊录的红卷与考生的墨卷进行校对。所谓“阅卷”，就是由“内帘官”用青笔批阅红卷，并明确作出评判。所谓“录取”，就是将入选的红卷与考生的墨卷核对无误后，按名次登录考生的姓名，并按规定名额确定录取名单。所谓“发榜”，就是将录取名单张榜公布于众。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是科举考试的中级功名，可以享受诸多政治、经济待遇，既有资格参加全国的会试，也有机会直接出任国家公职。(www.xing528.com)

明代的会试，是汇集各省乡试合格者（举人）于京师举行的考试，规定于辰、戌、丑、未年，也就是乡试第二年二月由礼部主持，因此又称为“春闱”、“礼闱”。会试主考官及同考官均由皇帝临时指定，同考官最初任命8人，后来逐渐增加到17人，主要是翰林院学士。明代的会试分设为《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5房（考区），以3场考试成绩决定录取名次。首场考试前一天，考官入院拟考题（不准提前预拟）。考生四更（凌晨3时）搜身入场，黎明散发考题后开考，申时（下午7时）必须交卷离场。个别尚未誊清墨稿者，可以延长一支烛的时间。考生入场后必须写完两道题才能要求如厕。二月二十八日，会试结果张榜公布，第一名称为“会元”，合格者称为“贡士”。同时还张布所谓“副榜”，也就是选择部分名次靠前的落榜者，以举人的身份出任各地学校教职。

明代的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最终考试。殿试提调官由礼部尚书或侍郎担任，监试由监察御史担任，受卷、弥封由翰林院、光禄寺、鸿胪寺、尚宝司、司经局等官员担任，巡查、守卫由锦衣卫官员担任，印卷由礼部仪制司官员担任，供给由礼部精膳司官员担任。殿试当天，皇帝亲临奉天殿主持策问。答卷弥封后，由掌卷官送到东阁，由阅卷官评定名次。第三天，由皇帝亲笔点定一甲前3名，因此有“点状元”之说。第四天，皇帝到奉天殿传旨召见新科进士，称为“传胪”。明代277年间（不含南明），共举行科举考试91届，共举行会试、殿试89次，共录取进士24861人^[98]，平均每届录取279.3人。贡士通过殿试之后，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被列为“一甲”，赐予“进士及第”；其余按名次分列为“二甲”或“三甲”，分别赐予“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入选者从此获得科举考试的高级功名而走上仕途。

1397年，“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99]，遭到北方举人的抗议。朱元璋“怒所取之偏，命侍读张信等十二人复阅（重新阅卷）”^[100]，结果仍然相差无几，朱元璋一怒之下，将白信蹈、张信处死，刘三吾当时已经是85岁，以年老免死，发配充军边防。然后朱元璋亲自阅卷确定录取61人，竟然全部是北方人。1425年，明仁宗朱高炽决定按8比7的比例，分南北卷录取进士。明宣宗朱瞻基及明英宗朱祁镇时期，一度改为南北中3卷，以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为南卷，录取比例为55%；以北直隶（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辽东（东北）为北卷，录取比例为35%；另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为中卷，录取比例为10%。

明代科举考试排除诗词歌赋，专取《五经》命题，最终导致八股文风行，逐渐形成禁锢思想的枷锁。有专家认为：“朱元璋把‘明经’放在首位，把科举定为唯一的选官制度，这就为明清的八股取士开辟了道路。”^[101]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只不过朱元璋既不是八股文的发明者，也不是八股取士的首创者。朱元璋与八股文的关系，只是出于杖责茹太素的一段故事。茹太素是泽州（山西晋城市泽州县）人，1370年中举后出任监察御史（正7品），后提升为四川按察使（正3品），调任刑部侍郞（正3品）。1375年，茹太素受案件牵连，被降职为刑部主事（正6品）。为挽回信任，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102]朱元璋“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103]，一直听了6000多字之后，仍听不出具体意见，顿时大怒，立即“召（茹）太素面诘（责问），杖于朝”^[104]。第二天晚上，朱元璋继续听下文，一直读到1.6万字以后才听出4条有价值的建议。朱元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淆乱听闻）。（茹）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制定奏对文件格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使陈述意见者不要繁杂文辞）。摘（茹）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同时摘录茹太素奏疏中的可行意见），帝自序其首（朱元璋亲自为之批示序言），颁示中外。”^[105]显而易见，朱元璋的初衷是想让公文简洁。可惜朱元璋后来颁发的“钦定奏言格式”，明确规定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为序的公文模式，虽然一时转变了拖沓、冗长的文风，但也留下了僵化的隐患。正如顾炎武所言：“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106]八股文逐渐形成一种科举应试文体，流毒达418年，直到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之后始宣告终结，这正如《中国考试通史》所言：“僵化的程朱理学是造成八股文空疏怪诞的根本原因。这是明代科举考试中最深刻的历史教训。”^[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