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
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攻占婺州（江西上饶市婺源县），改设为宁越府，随即延请名士“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分直（轮流）讲经史”[25]，由此开办宁越府学。1360年6月25日，朱元璋刚刚击溃陈友谅的水军主力，立即下令“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世子（朱标）受经学”[26]。1369年11月29日，朱元璋“诏天下郡县立学”[27]“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从9品），州设学正（未入流），县设教谕（未入流），各一。俱设训导（助理），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州、县以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官仓每月提供口粮），人六斗（约62公升），有司给以鱼肉（有关部门供给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官按级别发给每月的俸禄）。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不听从教诲者开除学籍）”[28]《明史》记载：“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联系），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法规未能完备）。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人，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地方儒学的制度趋于完备）。”[29]11379年4月15日，朱元璋“听朝之暇延诸儒臣赐坐便殿讲论治道时，国子学官李思迪、马懿缄默不语，上恶之”[30]，随即将二人免职，并告诫：“惟师者，模范其志，竭胸中之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毫厘以训所习者”[31]，特别强调“师必尽师者之礼，学必尽学者之诚”[32]。1382年，朱元璋“又颁禁例十二条于天下，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学校读书声），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落后的城镇）荒徼（jiào，荒远的边域），山陬（zōu，角落）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33]。1384年，朱元璋严厉驳斥“边境不必建学”[34]的议论，指出“圣人之教，犹天也。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之教，亦无往不行”[35]，坚持要“辽东（辽宁及吉林）立学校”[36]。1387年，朱元璋要求地方儒学“增广生员，不拘数（不限名额）”[37]。1393年，朱元璋“定学官考课（核）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以科举考试成绩定优劣）。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考核所属学校中举人数），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其教官又考通经（学官本人又能通过经学考试），即与升迁（立即升任官职）。举人少者为平等（所属学校中举人数少于规定），即考通经亦不迁（即使本人经学考试合格也不能升迁）。举人至少及全无者为殿，又考不通经，则黜降。其待教官之严如此”[38]。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明宪宗朱见深扩大办学，“定卫学之例：四卫以上军生80人，三卫以上军生60人，二卫、一卫军生40人，有司儒学军生20人（卫所当地行政机关的学校须招收军户学生20人）；土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无定额（不限名额）。增广既多，于是初设食廪者谓之廪膳生员（官仓供给的学生），增广者谓之增广生员。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于限额之外招收学生），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凡初入学者，止谓之附学（只能称为附学生员），而廪膳、增广，以岁科两试等第高者补充之（以每年两次考试成绩优等的学生递补）。非廪生久次者（如果不是长时间列为廪膳生员者），不得充岁贡也（不能被推荐到太学）”[39]。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始特置提学官（省教育厅长）”[40]“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专管学校），不理刑名。所受词讼（巡视过程中收受的案件），重者送按察司（省级司法机关），轻者发有司（当地行政机关），直隶则转送巡按御史。（总）督、（巡）抚、巡按及布（政）、按（察）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皇帝派遣的总督、巡抚，或省级行政首长都不许干预提学的职权）”[41]。据专家统计，朱元璋时期已经兴办地方儒学1033所，到明代后期又继续发展到1503所（含各地卫所儒学68所）[4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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