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

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唐会要》记载：“开元五年（717年）十一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已（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63]“六年（718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64]。这就是说，717年唐玄宗命昭文馆招募擅长书法者协助整理馆藏图书，后来又征用官宦子孙担任这项工作，718年昭文馆更名为“丽正修书院”。721年，丽正修书院藏书已经达到81990卷^[65]；731年，改称“集贤殿书院”。《新唐书》记载：集贤殿书院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66]。由此可见，集贤殿书院的职责只是管理皇家图书，为皇帝提供立论的经典依据，可视为唐代御用学术机构，但并不是学校。此后民间私人图书馆及私学慕名自称书院，逐渐演变为民间办学形式。据专家研究，唐代号称书院的学校已有34所，其中见诸《全唐诗》者有11所，另有23所见诸地方史志^[67]。北宋推行学田制后，民间书院大量兴起。据白兴良先生统计，宋代书院多达638所^[68]，其中最著名者有4所，即：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史称“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

一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山谷，原为唐人李渤、李涉兄弟的隐居读书处。李渤当年曾驯养一只白鹿相随，人称“白鹿先生”。李渤出任江州刺史后在此修建台榭，号称“白鹿洞”。南唐时期改建为“庐山国庠”，俗称“白鹿国庠”，聚集学生约100余人，成为当时著名的学术中心。《南唐书》记载：“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聚集各种书籍），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69]这就是说，南唐庐山国学开设于国子监之后，规模也与国子监相当，有学生数百人。当时主持庐山国学者，是“精究五传，旁贯数经”^[70]的大儒，名叫朱弼。朱弼足有残疾，人称“跛子先生”。南唐末年，朱弼以国子监助教主持庐山官学。当时政局动荡，“学官旷职”^[71]，学生卢绛、诸葛涛、蒯鳌尤其不守学规，成天“事饮博（喝酒赌博），多横逆”^[72]，学校风气不正。“及（朱弼至，性本严重（要求严格），动（常常）执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疑难，问辩锋起，（朱）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己出，而事实连缀，宛若宿构（好像昨晚就已经准备好讲稿）。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卢）绛等稍稍引去，四方肄业者多造焉。”^[73]

977年，周述出知江州（江西九江市），奏请赐《九经》，并筹资购置学田，继续在白鹿洞办学。1053年，礼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扩建校舍，定名为“白鹿洞书堂”；宋仁宗时期扩建为“白鹿洞书院”。1179年，朱熹出任知南康军（江西九江市星子县），曾主持白鹿洞书院讲学，并奏请宋孝宗赵昚（shèn）御书赐匾，使书院声名大振。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毁于战火。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下令重建白鹿洞书院。此后历经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堂、明世宗朱厚熜（zōng）、明神宗朱翊钧等多次维修，直到清代仍然是著名书院。

岳麓书院

二是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位于潭州（长沙市）岳麓山，前身是唐末僧人智璇所建的寺庙学校。975年，知州朱洞将岳麓山寺庙学校改设为岳麓书院。999年，知州李允设置学田，使岳麓书院办学规模扩大到60余人。1012年，湘阴名儒周式出任岳麓书院山长（院长），书院声名鹊起。1015年，宋真宗赵恒召见周式，授以国子监主簿。周式要求回岳麓山办学，宋真宗乃题写“岳麓书院”匾额，并赏赐衣物鞍马，以褒奖周式的办学功绩，从此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1165年，湖南安抚史刘珙再次扩建岳麓书院，聘请名士张栻（shì）主持办学。张栻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浚之子，1133年出生于绵竹（四川德阳市绵竹市）；1137年张浚贬任永州（湖南永州市），张栻随父定居于此。张栻幼承家学，后来师从名儒胡宏，潜心研究理学，成为一代宗师，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身后又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祀于石鼓书院七贤祠，号称“石鼓七贤”。1167年，朱熹从福建到湖南拜访张栻，与张栻一道讲学，岳麓书院的学生顿时达到上千人，被誉为“潇湘洙泗”。所谓“洙泗”，即洙水和泗水，是孔子家乡的两条小河，孔子当年讲学的杏坛就位于两条河水之间。宋代的岳麓书院，亦称“岳麓精舍”，是湖南的高等级学校，居于“潭州三学”的上层。所谓“潭州三学”，即：潭州州学、湘西岳麓书院、岳麓精舍。《宋史》记载：“潭（州）士以居学肄业为重，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岳麓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州人号为‘三学生’。”^[74]1275年，蒙古军围攻潭州，“时城中壮士皆入卫临安（杭州市），所余军仅四百五十人，老弱泰半（老弱占三分之二）”^[75]。守将李市（fú）礼请岳麓书院名师尹谷出任参谋，“三学生聚居州学，犹不废业（仍然坚持不废学业）”^[76]。城危之时，尹谷“纵火自焚”^[77]“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义者（许多学生受到感召死于义战）”^[78]，元将阿里海牙攻入潭州之后，焚毁岳麓精舍。1286年，学正刘必大重建岳麓书院。此后岳麓书院又多次毁于战火，多次修复，始终盛名不衰。清代康熙帝御赐“学达性天”匾额后，乾隆帝又御赐“道南正脉”匾额，岳麓书院的办学盛况更是有增无减。

三是应天书院。应天书院位于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也称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是后晋人杨悫（què）创办的“南都学舍”。杨悫出生于虞城（河南商丘市虞城县），是五代末年著名的民间教育家。杨悫死后，他的学生戚同文继续扩大办学规模，“请益（请教求学）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进入尚书省掌理国政）”^[79]，南都学舍声名大振，但戚同文本人却始终埋头于民间教育，“生平不至京师”^[80](www.xing528.com)

1009年，“（应天）府民曹城（诚）即（戚）同文旧居旁造舍百余区（间），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81]。宋真宗“诏赐（匾）额为本府书院，命（戚）纶（戚同文次子）子奉礼郎（戚）舜宾主之（命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担任奉礼郎主持赐匾仪式），署（曹）诚府助教（任命曹诚为应天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举之（委任知府幕僚为应天书院院长）”^[82]。这就是说，曹诚续建的南都学舍，得到宋真宗褒奖，从此就以应天书院闻名于世。

应天书院

北宋名臣范仲淹年轻时苦读于应天书院，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1027年六月，范仲淹离职守制期间，受应天知府晏殊的委托，曾一度主持应天书院，于书院的发展多有建树。1034年，宋仁宗正式将应天书院改称“应天府书院”；1043年，宋仁宗又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河南商丘市）国子监，与西京（洛阳市）、东京（开封市）的国子监并立为全国最高学府。1126年，金军南下入侵，南京国子监被焚毁。1531年，明代御史蔡瑷重建应天书院。1579年2月17日，明神宗朱翊钧“诏毁天下书院。先是原任常州（江苏常州市）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褫（chǐ，剥夺）职。而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83]。1601年，归德府重建应天书院，为纪念范仲淹掌教应天府学，改称“范文正公讲院”，亦称“文正书院”。明末清初，文正书院毁于战火。1658年，归德府推官符应琦再次修复文正书院。1748年，归德知府陈锡格又将文正书院改称“应天府书院”。

嵩阳书院

四是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市嵩山南麓，其前身是佛教寺庙。484年，北魏孝文帝在此兴建嵩阳寺，僧徒多达数百人。隋代初年，晋王杨广出镇扬州，“亲执弟子之礼”^[84]召见道士王远知，将嵩阳寺改建为嵩阳观。683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出访王远知的徒弟潘师正，“高宗与天后（武则天）甚尊敬之”^[85]，随即将潘师正的居所改建为“崇唐观”，并另为潘师正修建“精思观”，同时将嵩阳观命名为“奉天宫”，升格为皇家行宫。周世宗柴荣将奉天宫改称“太乙书院”。996年，宋太宗赵光义将太乙书院改称“太室书院”，并亲赐匾额，从此著称于世。1035年，宋仁宗将太室书院扩建为“嵩阳书院”，赐学田1顷。1038年，宋仁宗又赐学田10顷，扩大嵩阳书院规模。1075年，端明殿学士司马光贬任嵩山崇福宫提举，开始到嵩阳书院讲学。1100年，理学大师程颐任职西京（洛阳）国子监，讲学于嵩山书院。据《宋史》所言，程颐“平生海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86]，嵩阳书院很快成为弘扬“洛学”的讲坛。此后嵩阳书院历经元明清各代重建，学田扩充到1750亩，生徒达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