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年10月11日，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此后李元昊接连赢得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四大战役的胜利，奠定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1043年，宋仁宗赵祯被迫与西夏达成“庆历和议”，规定：西夏名义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须每年“赐给”西夏绢13万匹（约163万米），银5万两（约2066公斤），茶2万斤（约1.322万公斤）；此外北宋每年还须以节日庆贺的名义，“赐给”西夏银2万两（约826公斤），银器2000两（约82.6公斤），绢帛2.3万匹（约28.9万米），茶1万斤（约6610公斤）[51]。为应对危机，宋仁宗决心推行改革。4月5日，宋仁宗“立四门学”[52]，加强国学教育；4月16日，宋仁宗“校卫士武技（检阅皇宫卫队）”[53]，鼓舞抗敌士气；5月18日，宋仁宗“以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副总参谋长）”[54]；9月18日，命“范仲淹参知政事（副丞相），富弼为枢密副使。”[55]范仲淹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改革纲领，揭开“庆历新政”的序幕。可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仅维持了1年零3个月。1045年2月17日，“范仲淹、富弼罢”[56]“庆历新政”随之夭折。范仲淹的10条改革纲领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均公田4条都涉及教育改革，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其中从“均公田”引申而出的“学田制”，却对后世教育的发展产生特别深刻的。历史影响。(www.xing528.com)
学田的创制，始于南唐的白鹿洞书院。《续文献通考》记载：“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南康府庐山五老峰下，唐李渤与兄（李）涉俱隐于此。后为江州刺史即洞创台榭，南唐昇元中（937—942年），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谓之白鹿国庠。”[57]北宋初年，学田制度逐渐推广。1022年12月10日，“判国子监孙奭（shì）言：‘知兖州日（我在兖州担任知州的时候），于文宣王庙（孔子庙）建立学舍，以延生徒，自后从学者不减数百人，臣虽以俸钱赡之（我虽然用自己的俸禄钱补充办学经费），然常不给（但仍然经常出现短缺）。自臣去郡（我调离兖州之后），恐渐废散（恐怕这所学校会逐渐荒废）。伏见密州（山东潍坊市诸城市）马耆山讲书，太学助教杨光辅素有经行（一向有教书育人的经验），望特迁一官（希望将他调去办学），令于兖州讲书，仍给田十顷，以为学粮。’从之。遂以（杨）光辅为奉礼郎。诸州给学田，盖始此（各州配置学田大约就是从此开始）” [58]。1040年2月21日，宋仁宗下令：“赐国子监学田五十顷。”[59]1044年3月14日，宋仁宗又下令：“以上清宫田园、邸店（库房和商店）赐国子监。”[60]据专家统计，“从1022年赐兖州学田开始，到范仲淹兴学前的1043年为止，21年间，前后有兖州、江宁府（南京市）、寿州（安徽六安市寿县）、京兆府（西安市）、亳州（安徽亳州市）、秀州（浙江嘉兴市）、濮州（山东济宁市梁山县）、郑州（郑州市）、应天府（河南商丘市）、真定府（石家庄市）、河南府（洛阳市）、郓州（山东菏泽市郓城县）、泉州（福建泉州市）10余个州府得到朝廷赐给的学田，多则30顷，少则5顷”[61]“到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全国学田的总数已达105990顷，是宋代公田中最大的一项。学田已经成为维持宋代教育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柱，并在整个宋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62]。宋朝的学田制是总结前人办学经验并推而广之的重要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大创举。宋代之前的官学，始终处于时兴时废的不稳定状态，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比较稳定的经费保障。学田制设立后，办学经费基本能够源源不断，官学面貌为之一新，相当部分私学也纷纷群起效法，为推动后世近千年的教育发展产生极为突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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