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考试的发展及影响

唐末及五代十国的战乱使中国教育遭到严重摧残，科举考试受到破坏。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立即下令恢复科举考试。此后历经宋太宗赵匡义、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宋英宗赵曙的多次改革，科举制度日益健全，考试规模迅速扩大。据史料记载，宋代科举考试分为制科与常科两大类。所谓“制科”，也称为“制举”、“大科”、“特科”，是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科举考试，一般是在皇家庆典之时举行，唐代比较盛行，名目多达数十种，考试内容主要是时务策论，唐玄宗始加试诗赋。北宋初年，制科考试仅有3科，即：“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1029年，宋仁宗赵祯增为10科，号称“天圣十科”。1086年，宋哲宗赵煦（xù）又改为“元祐十科”。随着常科考试的影响日益增强，制科考试有所降温。所谓“常科”，就是形成常规的科举考试。北宋初年每年举行1次，但是规模较小，每次录取最多20余人，一般仅有10余人，甚至不足10人。973年，宋太祖改为两年1考；1034年，宋仁宗又改为4年1考；1067年，宋神宗赵顼改为3年1考，从此形成常科考试的定制。

宋代的常科考试，包括诸科和进士科两类。所谓“诸科”，就是进士科之外的常设科目，主要有九经、五经、明经、明法、开元礼（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等名目，已比唐代的50多个科目大为减少。所谓“进士科”，原是唐代常科考试的科目之一，宋代发展成为影响最大的科目。北宋前期，诸科考试的录取人数多于进士科。据史料记载，诸科与进士科录取人数差距较小者是975年，当年共录取65人，其中诸科34人，占52.3%，进士科31人，占47.7%；差距较大者是988年，当年共录取971人，其中诸科811人，占83.5%；进士科160人，占16.5%。北宋取士最多者是1005年，当年共录取3049人，诸科2340人（正奏名1268人，特奏名1072人），占76.7%；进士科709人（正奏名393人，特奏名316人），占23.3%。其次是1046年，当年共录取2831人，诸科2070人（正奏名415人，特奏名1655人），占73.1%，进士科761人（正奏名538人，特奏名223人），占26.9%。1034年，进士科录取人数首次超过诸科，当年共录取982人，进士科501人，占51%，诸科481人，占49%。公元1100年以后，诸科被废除，科举的常科考试就只剩下进士科。据张希清先生统计，北宋167年间共举行进士科考试69次，录取35950人（正奏进士19281人、特奏进士16669人），年均录取约215.27人，是唐代年均录取22.9人的9.4倍^[2]；南宋立国的153年间共举行进士科考试49次，录取45640人（正奏进士23198人、特奏进士22442人），年均录取约298.3人，更是唐代的13倍^[3]。宋代科举考试经过多次改革后，进士科逐渐形成解试与监试、省试与类省试、殿试3级考试规范。

宋代科举考试

所谓“解试与监试”，是指宋代科举常科的初级考试。解试由州（府）衙门主持，监试由国子监主持。解试与监试于开考当年三月颁布诏令，八月上旬公布准考名单，实行锁院（考官入住考场不准与外界联系），八月中旬举行考试，九月中旬公布录取名次。民间读书人参加解试，或国学生参加监试，均须向官府报名投考，并按规定交纳家状、保状、试纸。家状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3代名讳、本人报考科举的经历；保状是指报考者相互具结的担保文书，一般州府以3人结保，国子监和开封府以5人结保，担保条款包括品行、身份、身世、身体状况，以及学历、籍贯。试纸是用于答卷的纸张，由考生自备，交官府保存并加盖印章，开考时发还本人。宋代初年，解试以考生人数按比例录取。据史料记载，977年，“诸道所发贡士得5300余人”^[4]，录取316人（进士科109人，诸科207人），不足考生人数的6%；983年，赴京考生达“10260人”^[5]，录取872人（进士科239人，诸科633人），不足考生人数的5%；992年，赴京考生增加到“17300人”^[6]，录取1317人（进士科353人，诸科964人），占考生人数的7.6%。随着投考人数不断增多，北宋政府只好限制解试及监试的录取名额，称为“解额”。由于解额一经确定就长期不变，很快就出现反差：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名额不增，文化发展较慢的地区名额不减。诚如欧阳修所言，“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7]，于是很快就导致“寄籍”现象：许多考生（包括19岁中进士的北宋才子寇准），都设法转学到录取条件相对宽松的地方，藉以赢得更多的录取机会。此外，宋代还推行所谓“别头试”，俗称“漕试”，其实就是由各地转运司（漕司）主持的解试。转运司原是唐代创设的路（省）一级交通管理机构，宋代演变成为州（府）之上的实权机构，最终形成路（省）一级行政机关。1037年，宋仁宗为减少监考官员营私舞弊，同时为外任官员子弟提供就近报考的方便，特下令增设别头试：“士有亲戚仕本州（考生有亲戚在本州做官），或为发解官（或者是直接参与解试监考的官员），及侍亲远宦（以及随同侍奉到外地做官的父祖而远离家乡），距本州二千里（与原籍相距达到二千里），令转运司类试（命当地转运司组织类似的考试），以十率之，取三人（按照每10人选3人的比例录取）。于是诸路始有别头试。”^[8]由于别头试的录取比例高达30%，条件比一般解试大为宽松，结果反而导致大量攀附官宦亲戚的作弊案。

所谓“省试”，就是尚书省礼部主持的考试，是宋代科举常科的决定性考试，也是整个科举考试最重要的环节，有资格参加省试者，就是解试、监试，以及别头试的录取者。宋代前期的省试有时考7场，有时考15场，甚至有考30场者。1044年，范仲淹改革科举制度，将省试定为3场考试：第1场考对策，第2场考经义，第3场考诗赋。宋神宗初年，王安石再次实行改革，将省试改为4场考试：第1场考《论语》3题，第2场考《孟子》3题，第3场考策论1题，第4场考“时务策（研讨时务的对策）”3题。(www.xing528.com)

所谓“殿试”，也称为“御试”，创始于武则天时期，但只是偶尔举行，并未形成制度。973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取宋准以下11人，而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三传科刘睿资质最差），对问失次（回答问题没有条理），上黜（宋太祖赵匡胤立即将他们除名）。（武）川，（李）昉乡人也（李济川是李昉的同乡）。会有诉（李）昉用情取舍（正好有人上告李昉徇私），帝乃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宋太祖下令登记落榜者的姓名），得360人，皆召见（全部召见），择其195人，并（宋）准以下（连同宋准等被录取者），乃御殿给纸笔（宋太祖亲临大殿供给纸笔），别试诗赋（另外加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26人，《五经》四人，《开元礼》7人，《三礼》38人，《三传》26人，《三史》3人，学究18人，明法5人，皆赐及第（全部赐予及第），又赐钱20万以张宴会。（李）昉等寻皆坐责（李昉等人随即都被定罪处罚）。殿试遂为常制（殿试从此就成为制度）”^[9]。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的举措，既强化了皇帝对科举考试的控制，也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影响。殿试推行之初，皇帝不仅可以重新调整省试排列的名次，而且经常淘汰个别中式者，称为“黜落”。1057年，有个别被黜落的考生愤而叛国投敌，于是殿试就不再黜落，直到明清时期也一直遵循这个惯例。从此省试就成为士子登科的龙门，殿试只是确定进士名次，体现皇帝的权威。殿试之后，皇帝在皇宫琼林苑赐宴犒劳新科进士，称为“琼林宴”，此后经过殿试被赐予科举出身的士子，都自称是“天子门生”。

宋代初年的殿试成绩分为3甲（等），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后来曾经一度分为5甲：1—3甲赐予进士及第，第4甲赐予进士出身，第5甲赐予同进士出身。《宋史》记载：970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宋太祖命礼部查出曾经15次参加省试的落榜者），得106人，赐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10]。这就是说，宋太祖考虑到科举落榜者可能心怀怨望，于是将经历15次科考的落榜者全部录取，称为“特奏名进士”。1034年2月13日，宋仁宗赵祯又放宽“特奏名”的政策，“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尝经殿试，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及曾经先朝御试者，皆以名闻。”^[11]3月3日，宋仁宗继续放宽“特奏名”条件：“诏礼部贡院，诸科举人七举者，不限年，并许特奏名。”^[12]为此，两宋共录取落榜的特奏名进士39111人，约占录取进士总数的48%。

宋代科举考生通过殿试就可以释褐任职，没有唐代的吏部关试，显得更为简明。总体而言，宋代科举中式者的职务任命，是制科高于常科，进士科高于诸科，文科高于武科。据史料记载，宋代进士科的1甲前5名，一般都授予京官职位；第6名之后的1甲进士，也大多出任州（郡）级长官或县级长官；即使是第3甲进士，其任职也不低于名列诸科前茅者。于是“取人唯进士科为盛，凡举择公卿近侍，多取进士出身之人，故天下之士，竞务此科而进”^[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