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与留学生：中国教育史话

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外籍留学生，是东汉洛阳太学的大车且渠，身份是匈奴的伊秩訾王^[164]。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迅速。唐王朝时期，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当时欧洲的法兰克王国、欧亚之间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西亚及北非的阿拉伯帝国，是世界上最繁荣昌盛、最文明进步的国家。唐代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而且使中华文明迅速走向世界。唐代与中国交往最密切者是日本。据史料记载，日本曾4次派出“遣隋使”，19次派出“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其主要目的是学习中国文化。631年到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先后任命20名遣唐使，其中有3次因故未成行，有1次是为预防航海风险同时任命两名使臣，有3次是陪送唐王朝“遣日使”回国，被称为“送唐客大使”，“另有一次为入唐日使久客未归，特派使团迎接的‘迎入唐大使’”^[165]，“故真正名实相符的遣唐使只有12次”^[166]。

日本是中国东北方向的海外邻国。井上清先生言：“直到公元三世纪，当时日本社会几乎还是完全孤立在列岛上。从那以后，通过朝鲜接触了中国的文明，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四至五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167]《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正月，“倭奴国王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68]这是日本使臣首次朝见中国皇帝。当时的中国皇帝是汉光武帝刘秀，当年3月29日，62岁的刘秀因病辞世。1784年，日本九州福冈县农民在修建水渠时，竟然发掘出刘秀赐给日本的这枚金印，印文是“汉委（倭）奴国王”5个篆书汉字，印面为正方形，金质蛇纽，边长2.3厘米（1汉寸），通高2.2厘米，印台高0.9厘米，重量108.7克。后来明治天皇下令将这枚金印定为国宝；1954年，裕仁天皇再次将这枚金印定为一级国宝，并发行纪念邮票。

日本遣唐使航行路线

631年，日本“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唐太宗怜惜其路途遥远），敕所司无令岁贡（指示有关部门不要求日本每年入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安抚）。（高）表仁无绥远之才（高表仁没有外交才干），与王子争礼（与日本王子争执礼仪），不宣朝命而还（没有履行安抚的使命就回来）”^[169]，这是日本遣唐使首次到长安，结果与中国回访的“遣日使”发生礼仪之争，弄得不欢而散。645年6月，日本中大兄皇子发动政变，杀死权臣苏我入鹿，拥立孝德天皇即位，建元“大化”，随即推行改革，史称“大化革新”。为推动日本社会进步，中大兄皇子决定继续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648年，日本“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170]。这就是说，日本通过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向唐太宗上表致以问候。653年，日本再次派出大量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据池步洲先生研究，为预防航海风险，中大兄皇子特意组成两个各有120人的使团：北路使团以吉士长丹担任大使，吉士驹任副使；南路使团以高田根麿（mǒ）担任大使，扫守小麿任副使。结果南路使团在独岛（竹岛）附近海域失事遇难；北路使团则顺利到达长安，并于第二年七月返回日本。654年二月，吉出长丹使团尚未返航，中大兄皇子就迫不及待派出第3次遣唐使团，并在遣唐大使河边麻吕、副使药师惠日之上，设置以高向玄理出任的“押使”，用意是提高使团规格以引起唐王朝重视。高向玄理和药师惠日，都曾经到中国留学，回国后成为“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

日本第1—5次遣唐使团的规模比较小，每次出动不超过两艘船，航行路线主要是“北线”，也就是“新罗道”。所谓“新罗道”，据说就是“徐福东渡”的航线，即横渡对马海峡，然后沿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航行，从登州（山东烟台市蓬莱市）或莱州（山东烟台市莱州市）进入中国。这条航线航程较长，需要航行50天左右，但由于主要是沿岸近海航行，相对比较安全，是一条保守路线。这一阶段，日本遣唐使到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买书。《旧唐书》记载：“所得赐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171]

660年，朝鲜半岛3国发生战乱，高句丽（朝鲜半岛北部及中部）、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联合日本进攻新罗（朝鲜半岛东南部），唐王朝出兵援助新罗。663年三月，日军派出2.7万余人参与进攻新罗。当年八月，日军主力1万余人及战船千余艘与唐军展开“白江之战”，唐将刘仁轨以7000余人及170余艘战船，击毁日军战船400余艘，获得4战4捷，迫使日军退出朝鲜半岛。此后日本遣唐使团更加注重学习中国文化，甘愿接受“蕃国”待遇。《新唐书》记载：“咸亨元年（670年），（日本）遣使贺平高丽（派使臣祝贺中国平息高丽战乱）。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172]这就是说，到唐高宗李治时期，日本人才弄懂“倭”字的含义有轻蔑不雅之意，决定以“国近日所出”^[173]，将国名改为“日本”。据《隋书》记载，日本遣隋使的国书一直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174]相称。702年，日本遣唐使团的国书开始自称“天皇”。其实“天皇”的称号，正是武则天的一项政治发明。674年，武则天为篡夺皇权，刻意将唐高宗李治改称“天皇”，自己称“天后”，准备改朝换代。可见日本“天皇”的称号，也是到中国学习的收获之一。

日本第6～9次遣唐使团，规模扩大到4艘船，人数达500余人，主要是加派更多的留学生及留学僧。为缩短航行周期，航线也改取“南岛路”。所谓“南岛路”，就是从九州沿琉球群岛南下，然后横渡东海进入长江口，最后经过运河、黄河、渭河，直到长安，航海时间大约可以缩短一半，但海损风险也随之增大。

日本最后3次派出遣唐使团，是光仁天皇和仁明天皇时代。此时唐王朝惨遭“安史之乱”的破坏，长安城已面目全非，国力急剧衰落。而日本则经过上百年的锐意进取，国力大为增强。尽管日本遣唐使团仍保持4艘船的规模，最多时曾达到651人，但学习热情却大不如前。无论是遣唐使团官员，或是留学生、留学僧，几乎都是为考察研究某些具体问题到中国，显得来去匆匆，浅尝即止，其航行路线也全部改走“大洋路”。所谓“大洋路”，就是从日本值嘉岛（长崎五岛）南下，直接横渡东海进入长江口。这条航线虽然航程更短，但由于沿线没有岛屿作依托，海损风险也更大。

日本遣唐使团的设置通常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各1人，号称“遣唐四官”。有时也设置两名大使，多名副使，并在大使之上另设“执节使”或“押使”，以提高使团的规格。使团的核心成员主要是外交官员和贸易官员，随行人员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翻译、工匠、船匠，人数最多者还是留学生、留学僧、请益生，以及还学生。所谓“请益生”，就是到中国进行短期学习考察的专家或研究生；所谓“还学生”，也就是兼有学习任务的遣唐使团官员，必须在使团逗留期间参与学习，然后随同使团一道返还日本。

日本对“遣唐四官”的选择非常严格，既要风度优雅、仪表堂堂，又要具备较高的汉文化修养。“遣唐留学生”的选拔条件也比较高，要求贵族家庭出身，年龄17—19岁，身材相貌及素质潜能出众。一旦入选，留学生的待遇也相当高，所获赏赐几乎与遣唐副使相当。日本“遣唐留学生”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

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孝元天皇的后裔，其父亲阿倍船守是中务省（内务部）大辅（第一副部长）。717年十月，18岁的阿倍仲麻吕到长安国子监留学。721年，阿倍仲麻吕考中进士，被唐玄宗李隆基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从9品）。728年，阿倍仲麻吕升任左拾遗（从8品）。731年，阿倍仲麻吕升任左补阙（从7品）。此后逐渐升任卫尉少卿（从4品）、秘书监（从3品）兼卫尉卿（从3品），被唐玄宗赐名“晁衡”，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成为挚友。753年，阿倍仲麻吕奉命出使日本。754年春，阿倍仲麻吕在返唐途中遭遇风浪失踪，随行180余人渺无音讯，李白闻讯后悲痛赋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古代传说东海中有方壶、蓬壶、瀛壶3座仙山）。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古代传说中的东海大山，后飞落为九嶷山）。”^[175]755年六月，漂流到驩州（越南义安省荣市）的阿倍仲麻吕，以及幸存者10余人辗转回到长安，阿倍仲麻吕被重新任命为左散骑常侍（从3品）。761年，阿倍仲麻吕被唐肃宗李亨任命为安南都护（正3品），767年，阿倍仲麻吕调回长安任光禄大夫（正3品）兼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770年正月，71岁的阿倍仲麻吕病逝于长安，被唐代宗李豫追赠为潞州（山西长治市）大都督（从2品）。

吉备真备与阿倍仲麻吕同期到中国学习，留学时间长达17年，精修中国的“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以及名刑、算术、音韵、书法。学成回国之后，吉备真备出任大学寮助教，指导大学生400余人学习中国的“六道”，开设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zhòu zhuàn，篆书）等6门课程，引发日本学制改革，使日本教育突破经学本位的局限，形成纪、传、道并重的格局。此后吉备真备先后出任中宫亮、右卫士督、东宫学士、春宫大夫、右京大夫、大宰大贰、西海道节度使、东大寺营造长官兼中卫大将、中纳言、大纳言等官职，最后升任右大臣（副首相），成为日本政界的杰出人物。

随同日本遣唐使团到中国留学者，还有大量的“留学僧”，空海法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空海到中国时只有7岁，被安排到长安西明寺学习，后来拜长安青龙寺密宗高僧惠果为师。惠果十分欣赏空海的悟性，授其法号为“遍照金刚”。空海法师学成回日本后，曾先后担任“少僧都”、“大僧都”，成为日本佛教的掌门人。其实空海在中国学有所成的本领，最突出者并不是“佛法”，而是书法。空海在长安西明寺学习期间，特别崇拜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以及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终日苦练，深得中国书法的神韵，成为兼通楷、行、草、隶、篆5种书法的名家，被誉为“五笔和尚”，后来与嵯峨天皇、桔逸势并称为日本书法的“三笔”。他当年写给师兄最澄的亲笔信，被称为《风信帖》，现存于京都护国寺，号称日本国宝。

【注释】

[1]魏征《隋书》第777页。

[2]同上书第793页。

[3]同上。

[4]孙培青《中国教育史》第152页。

[5]魏征《隋书》第181—182页。

[6]同上书第1706页。

[7]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95—196页。

[8]魏征《隋书》第790页。

[9]同上。

[10]同上书第791页。

[11]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12]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13]杜佑《通典》第1册第443页。

[14]魏征《隋书》第25页。

[15]同上书第43页。

[16]同上书第68页。

[17]王定保《唐摭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页。

[18]同上书第159页。

[19]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1页。

[20]欧阳修《新唐书》第1161页。

[21]李林甫《唐六典》第74页。

[22]欧阳修《新唐书》第1165页。

[23]王定保《唐摭言》第13页。

[24]同上书第2卷第16页。

[25]同上书第18页。

[26]欧阳修《新唐书》第5487页。

[27]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册第6—7页。

[28]同上书第3页。

[29]杜佑《通典》第1册第353页。

[30]同上书第10册第8024页。

[31]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页。

[32]王溥《唐会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382页。

[33]《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册第2644页。

[34]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

[35]同上。

[36]杜佑《通典》第1册第444页。

[37]同上书第420页。

[38]王定保《唐摭言》第4页。

[39]同上。

[40]同上。

[41]同上书第43页。

[42]李国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卷第463页。

[43]同上。

[44]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57页。

[45]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58页。

[46]杜佑《通典》第1册第354页。

[47]王溥《唐会要》（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2页。

[48]杜佑《通典》第1册第354页。

[49]同上。

[50]同上书第354—355页。

[51]同上书第355页。

[52]同上。

[53]李林甫《唐六典》第160页。

[54]同上。

[55]杜佑《通典》第1册第355页。

[56]杜佑《通典》第1册第355页。

[57]欧阳修《新唐书》第1170页。

[58]同上。

[59]李林甫《唐六典》第160页。

[60]欧阳修《新唐书》第1165页。

[61]同上。

[62]同上。

[63]同上书第1166页。

[64]欧阳修《新唐书》第1166页。

[65]同上书第1167页。

[66]同上。

[67]同上。

[68]同上。

[69]同上书第1168页。

[70]同上。

[71]同上书第1167页。

[72]同上书第1160页。

[73]欧阳修《新唐书》第1210页。

[74]同上书第1294页。

[75]王溥《唐会要》第1404页。

[76]杜佑《通典》第1册第362页。

[77]王溥《唐会要》第633页。

[78]欧阳修《新唐书》第1214页。

[79]同上书第1244页。

[80]同上书第1245页。

[81]同上书第1244—1245页。(www.xing528.com)

[82]同上书第1245页。

[83]同上。

[84]同上。

[85]欧阳修《新唐书》第1245页。

[86]同上。

[87]同上。

[88]李景荣《千金翼方校释》（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89]同上书第441页。

[90]欧阳修《新唐书》第1215页。

[91]同上。

[92]同上书第1215—1217页。

[93]同上书第1216页。

[94]同上书第1217页。

[95]同上书第1216页。

[96]同上书第1253页。

[97]欧阳修《新唐书》第1253页。

[98]同上书第1222页。

[99]同上。

[100]同上书第1245页。

[101]同上书第1246页。

[102]刘昫（xù）《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0页。

[103]司马光《资治通鉴》第5976页。

[104]刘昫《旧唐书》第37页。

[105]郭家齐《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3页。

[106]王溥《唐会要》第634—635页。

[107]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832页。

[108]欧阳修《新唐书》第1180页。

[109]同上书第960页。

[110]《礼记正义》第630页。

[111]同上。

[112]《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145页。

[113]杨天宇《周礼译注》第326页。

[114]欧阳修《新唐书》第9页。

[115]刘昫《旧唐书》第48页。

[116]同上书第211页。

[117]王溥《唐会要》第447页。

[118]同上书第642页。

[119]李林甫《唐六典》第558页。

[120]王溥《唐会要》第1161页。

[121]欧阳修《新唐书》第1161页。

[122]李林甫《唐六典》第83页。

[123]欧阳修《新唐书》第1393页。

[124]欧阳修《新唐书》第1403—1405页。

[125]同上书第1393页。

[126]同上书第1394页。

[127]李林甫《唐六典》第128—129页。

[128]杜佑《通典》第1册第970页。

[129]同上。

[130]欧阳修《新唐书》第1397页。

[131]王溥《唐会要》第1678页。

[132]欧阳修《新唐书》第1396页。

[133]李林甫《唐六典》第79页。

[13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8页。

[135]刘昫《旧唐书》第5053页。

[136]《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册第1796页。

[137]欧阳修《新唐书》第5779页。

[138]同上。

[139]同上。

[140]詹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册第4016页。

[141]许慎《说文解字》第405页。

[142]刘昫《旧唐书》第2601页。

[143]同上书第2594页。

[144]同上书第4122页。

[145]欧阳修《新唐书》第5645页。

[146]同上。

[147]刘昫《旧唐书》第5122页。

[148]同上书第4974页。

[149]欧阳修《新唐书》第4519页。

[150]刘昫《旧唐书》第4327页。

[151]《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5页。

[152]欧阳修《新唐书》第4854页。

[153]同上书第245页。

[154]同上书第249页。

[155]道宜《释迦方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2页。

[156]李林甫《唐六典》第125页。

[157]王溥《唐会要》第837页。

[158]欧阳修《新唐书》第1343页。

[159]同上书第9页。

[160]王溥《唐会要》第636页。

[161]刘昫《旧唐书》第43页。

[162]同上书第2603页。

[163]同上书第71页。

[164]范晔《后汉书》第1126页。

[165]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166]同上。

[167]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

[168]范晔《后汉书》第2821页。

[169]刘昫《旧唐书》第5340页。

[170]同上。

[171]刘昫《旧唐书》第5341页。

[172]欧阳修《新唐书》第6208页。

[173]同上。

[174]魏征《隋书》第1827页。

[175]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7册第37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