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私学：乡闾塾学与书院的发展

唐代的科举考试不仅促进了官学发展，同时也促成了私学兴旺。据专家研究，唐代的私学主要有5种形式，即：隐居自学、乡闾塾学、私人学馆、家庭教育、佛寺教育。

一是隐居自学。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主体是小农经济，特别受制于自然环境，被称为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封闭性和分散性，从而导致群体意识淡漠，使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尤为突出。这种封建专制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被严重扭曲：或曲意奉承、媚事权贵，高居朝堂之上；或冷眼旁观、置身事外，隐居山林之间。这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受到任用就放手大展宏图），舍之则藏（得不到任用就隐居独善其身）。”^[134]于是形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群体：官僚与隐士；隐士进而做官称为“入世”，官僚退而隐居称为“出世”。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隐士就是许由。据《庄子》所言，许由隐居不肯入世，尧帝想让他君临天下，于是到深山老林中找到许由，恳切地说：

［5］张耿光《庄子全译》第8—9页。

许由却回答说：

［6］同上。

由此可见，许由隐居不仕的理由只是认为没有必要，而更多的隐士则是蓄势待发或逃避现实。商周之际的著名隐士姜太公及伯夷、叔齐，春秋时期的著名隐士介之推，战国时期的著名隐士段干木，秦汉之际的著名隐士商山四皓，几乎都属于后者。魏晋之后，南北分裂，政局动荡，隐士的队伍迅速扩大，竹林七贤与“归去来兮”的陶渊明更是名噪一时，此时归隐的目的多是规避政治风险；唐代的隐士则多是学习研究型，隐居的目的是闭门修炼、待价而沽，使隐居成为一种私学教育形式。盛唐著名诗人李白，“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祖徕山（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祖徕镇境内），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135]。后来“竹溪六逸”都入世做官。时隔多年之后，李白还曾吟诵：“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136]，显然对那段开放式的学习生活仍然颇有怀念之情。盛唐著名诗人孟浩然，是孟子第33代孙，早年隐居自学于鹿门山（湖北襄阳城东南约15公里）。40岁后，孟浩然到长安求学，“尝于太学赋诗（曾经在太学赋诗），一座嗟伏（使在座学者一致叹服），无敢抗（没有人敢于和他比试）。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当时享有诗坛盛名的张九龄、王维也很赞赏孟浩然）”^[137]。王维“私邀入内署（私下邀请孟浩然到他任职的太乐署），俄而玄宗至（不一会唐玄宗来视察），（孟）浩然匿床下（孟浩然急忙藏到床下），（王）维以实对（王维如实向唐玄宗报告），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我听说这个人可惜没有见到），何惧而匿（何必要害怕藏起来）？’诏（孟）浩然出。帝问其诗，（孟）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自己吟诵所作的诗篇），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你自己不出来做官），而朕未尝弃卿（我并没有嫌弃你），奈何诬我（为何要诬陷我）？’因放还（因此将孟浩然放还回籍不予录用）”^[138]。孟浩然虽入仕受阻，但仍我行我素，怡然以处士（以清高自处的知识分子）自居。734年，“采访使韩朝宗约（孟）浩然偕至京师（一起到首都长安），欲荐诸朝（打算将孟浩然推荐给朝廷）。会故人至（此时恰好有老朋友来访），剧饮欢甚（孟浩然兴致勃勃地与老友开怀畅饮），或曰（老友提醒他）：‘君与韩公有期（韩公约你一起上路）。’（孟）浩然叱曰：‘业已饮（我正在饮酒），遑恤他（哪里顾得上他）！’卒不赴（终于不肯赴约）” ^[139]。这位韩朝宗是当时的重量级人物，被他推荐到朝廷任职者不可胜数，后因出任荆州长史（秘书长），被时人尊称为“韩荆州”。恃才自傲如李白者，也曾经写过著名的《与韩荆州书》，表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140]，希望得到韩朝宗的引荐。孟浩然竟然不屑一顾韩朝宗的主动约请，也可见当年隐士的高傲。

孟浩然(www.xing528.com)

二是乡闾塾学。乡闾塾学就是后来的私塾。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所谓“塾”就是“门侧堂也”^[141]。古人家中或闾巷大门边均设有堂屋，收获季节可以临时存放瓜果，平时则用于儿童读书识字。唐代的塾学有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是儿童发蒙读书的学校，主要是识字教育；经馆是青少年或成年人研读经书的学校，目标是科举考试。高门大户聘请名师培养子女者，称为家塾；乡邻宗族合伙办学，培养同姓子弟者，称为族学；富裕人家出钱办学，免费提供读书条件者，称为义塾；穷困书生为养家糊口，也常常开馆办学，实行收费教育，称为馆塾。更有现职或退休官员，出于育人的热忱，也纷纷自办家学，跻身于私学之列。唐代后期的书院，就是规模更大的私学。据《旧唐书》所言，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成年之后），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并且善于计算历法），解属文（懂得做文章）。同郡刘焯名重海内，（孔）颖达造其门（孔颖达登门造访），（刘）焯初不之礼（刘焯起初不肯以礼相待），（孔）颖达请质之疑滞（孔颖达请求他解答疑问），多出其意表（所提问题多有出人意料的深意），（刘）焯改容敬之（刘焯随即改变态度表示敬重），（孔）颖达固辞归（孔颖达多次告辞），（刘）焯固留不可（刘焯一再挽留却留不住），还家，以教授为务（孔颖达回家之后就以办学为业）”^[142]。唐代著名史学家颜师古，是颜之推的孙子，他被推荐出任安养（湖北襄阳市襄州区）县尉不久，就“坐事免归长安（受到别的事件牵连被免职回长安），十年不得调（连续10年没有任职机会），家贫，以教授为业”^[143]。由此可见，唐代的乡闾塾学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

三是私人学馆。唐代开办私人学馆者有3种类型的人物：一是不肯或暂时不肯出仕的知识分子，二是身居官位的知识分子，三是退出官场的知识分子。据史料记载，扶风（陕西宝鸡市扶风县）窦常，“居广陵之柳（居住于扬州一个名叫柳杨的小地方）。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不愿附和潮流谋求官职），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144]，这属于志在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类型。白马（河南安阳市滑县）王恭，“少笃学（年轻时勤奋好学），教授乡闾（任教于乡闾塾学），弟子数百人。贞观初，招拜太学博士，讲《三礼》，别为义证（另外撰写考证讲义），甚精博（非常精深博大）。盖文懿、（盖）文达皆当时大儒，每讲遍举先儒义（每次讲经都要列举前代儒学大师的经义），而必畅（王）恭所说（同时也要畅谈王恭的学说）”^[145]，这显然是一位乡闾塾学教员出身的太学博士。繁水（河南濮阳市南乐县）马嘉运，“少为沙门（年轻时当过和尚），还治儒学（还俗后研究儒学），长议论（擅长议论）。贞观初，累除越王东阁祭酒（多次出任越王府东阁官学的校长）。退隐白鹿山（后隐居河南新乡市辉县市境内的白鹿山），诸方来授业者至千人（各地前来求学者达到一千人）”^[146]，这就是退职官员兴办私人学馆的事例。唐代名士李元恺，“博学善天文律历，性恭慎（为人谦恭谨慎），口未尝言人之过（从未开口说别人的过错）。乡人宋璟（同乡人宋璟），年少时师事之（年轻时曾向李元恺求学）。及（宋）璟作相（后来宋璟当上宰相），使人遗（李）元恺束帛（派人给李元恺送来感谢师恩的礼物），将荐举之（并准备推荐他做官），皆拒而不答（李元恺一律拒绝不予回应）”^[147]，这应当是一位不肯攀附权贵，专注于私学教育的模范教师。翼城（山西临汾市翼城县）尹知章，“虽居吏职，归家则讲授不辍，尤明《易》及《庄（子）》、《老（子）》玄言之学，远近咸来受业（远近的读书人都来求学）。其有贫匮者，（尹）知章尽其家以衣食之（尹知章尽其家财给予衣食）”^[148]，这应当是现职官员热心于私学教育的典型。

四是家庭教育。唐代家庭教育，主要是父兄教导子弟的教育方式。据《新唐书》记载，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年十二，父（刘）藏器为授《古文尚书》（父亲刘藏器教他学习《古文尚书》），业不进（刘知几学业没有长进），父怒，楚督之（用棍子督促刘知几学习）。及闻诸兄讲《春秋左氏（传）》（等到父亲为其兄长们讲授《左传》时），冒往听（刘知几冒昧去听讲），退辄辨析所疑（回来剖析其中的疑义），叹曰：‘书如是（如果《尚书》也是这样），儿何怠（我岂能懈怠）！’父奇其意（父亲对此很惊异），许授《左氏》（允许他学习《左传》）。逾年（过了一年），遂通览群史（刘知几就通读了各种史书）。与兄（刘）知柔俱以善文词知名，擢进士第（后来中进士），调嘉获主簿（出任河南新乡市嘉获县主簿）”^[149]，可见家庭教育是刘知几成功的发端。中唐著名诗人元稹（zhěn），是北魏皇族后裔，“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元）稹自授书（亲自教元稹读书），教之书学（并教授书法）。（元）稹九岁能属文（元稹9岁就能写文章）。十五两经擢第（15岁考中两经科）。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24岁参加调判考试名列第4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28岁参加才识兼茂和明于体用科举考试），登第者十八人（当时录取18人），（元）稹为第一（元稹名列第一）”^[150]，可见元稹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母亲。元稹言：“每借书于齐仓曹家，徒步执卷，就陆姊夫师授”^[151]。这就是说，元稹的姐夫陆某也是他的老师。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是颜之推第8世孙，“少孤（年少时丧父），母殷躬加训导（母亲殷氏亲自指导他学习）。及长，博学，工词章，事亲孝（侍奉母亲）。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又考中制科）。调醴泉尉（出任咸阳市礼泉县尉）。再迁监察御史（升任监察御史），使河、陇（督察河州、陇州的工作）。时五原有冤狱久不决（当时五原郡有冤狱久拖不决），天且旱（而且出现旱灾），（颜）真卿辨狱而雨（颜真卿平反冤狱后天降大雨），郡人呼‘御史雨，”^[152]。

刘知几

五是佛寺教育。唐代初年，外来佛教已经形成中国本土的禅宗、华严宗、天台宗，标志着佛教与儒教开始融合。763年11月18日，吐蕃与党项联军20万人攻入长安，拥立吐蕃国舅李承宏（金城公主之弟），唐代宗李豫仓皇逃奔陕州（河南三门峡市陕县）；12月3日，唐将郭子仪收复长安，但陇右13州及西域4镇仍被吐蕃军占领达80余年。848年，正当唐王朝下令“大毁佛寺，复僧尼为民”^[153]之际，民族英雄张议潮却利用佛教的影响发动沙洲起义，驱除吐蕃占领军，收复陇右，并“以瓜、沙、伊、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归于有司”^[154]，使唐王朝恢复陇右及西域的统治权。据《释迦方志》所言，“隋代二君三十七年，寺有3985所，僧尼236200”^[155]，唐代增加到“凡天下寺总5358八所（3245所僧，2113所尼）”^[156]，僧尼人数约30万。唐人的说法：“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1年约3万文钱以上），五丁所出（5名壮丁贡献的赋税），不能致此（达不到这个数字）。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157]唐代规定，壮丁的贡献包括租、庸、调3个方面。所谓“租”，就是每年向官府缴纳粟2斛（约120公升），或稻3斛（约180公升）；所谓“庸”，就是每年服役20天，也可按每天缴纳绢3尺（约0.92米）代役；所谓“调”，就是每年缴纳绢2匹，或者绫2丈（约6.12米），或者布2.4丈（约7.344米），另加绵3两（约202克）、麻3斤（约2.02公斤），“非蚕乡则输银14两（约588克）”^[158]。仅是这588克白银的价值，按目前每克白银8.5元计算，也将近5000元人民币。可见佛教的急剧膨胀，确实已经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唯一令人欣慰者是随着佛教与儒学的融合，佛寺教育开始将《孝经》、《论语》、《太公家教》、《千字文》、《开蒙要训》等书籍列为教材，对教育的普及有一定推动。尤其是陇右及西域各地，由于佛教影响较大，佛寺较为密集，佛寺教育的汉化作用也就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