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考试的流程-中国教育史话

唐代科举考试的例行程序有五。

一是报名自荐，即“怀牒自列于州县”^[20]。所谓“怀牒”，就是向州县衙门投递个人资料，自荐报名参加考试。这就是说，没有进入官学的平民，也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唐代制度规定：“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21]同时又规定：“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 ^[22]这就是说，凡是现职官吏、工商业者以及有犯罪前科者，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唐代诗人秦韬玉虽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是左军将，他本人也才华出众，但初次报考科举，就因为曾担任过小吏，被剥夺考试资格。后来秦韬玉转而依附宦官田令孜，追随唐僖宗李儇（儇xuān）避难入蜀。882年，李儇特赐秦韬玉进士及第，编入春榜。秦韬玉因为未通过考试途径入仕，被读书人讥讽为“巧宦”。

二是发解试。所谓“发解”，就是各地将优秀人才输送京师；“发解试”，就是为选拔输送人选所举行的考试。州县官府都希望本地考生能脱颖而出，因此不仅充分利用推荐名额，而且严格把握发解试。科举考试推行之初，官学学生占有很大的优势，其录取比例常常高达“十得七八”^[23]，因此官学发达的地区入选人数众多，而文化相对落后的荆南（湖北宜昌市）等地，因年年无人入选登第，被称为“天荒”。直到850年，”刘蜕舍人以是府解及第（后来出任中书舍人的刘蜕以荆南府乡贡首次考中进士），时崔魏公作镇（当时镇守荆南府的崔魏公），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刘）蜕（以70万钱奖励刘蜕破天荒的成绩）”^[24]，这就是“破天荒”之说的来历。

按照唐代科举制度规定，发解试录取者，当地官府可以提供赴京路费，具体数额由地方长官决定。据史料记载，镇南节度使钟傅原是街头小贩，因聚众抗击王仙芝起义军，保全了抚州（江西抚州市）、洪州（南昌市）、信州（江西上饶市）等地，被唐僖宗李儇委以重任。钟傅任职期间，“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一般庶民百姓），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临近举行发解试之时），设会供帐（专门抽调人员提供后勤保障），甲于治平（规格超过太平年间）。行乡饮之礼，常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复大会以饯之（随后又为赴京考生饯行），筐篚之外（除置备全套行装之外），率皆资以桂玉（还全部资送赴京路费）。解元三十万（第1名30万钱），解副二十万（第2名20万钱），海送皆不减十万（其余人选不少于10万钱）。垂三十载（这项荐贤政策一直坚持30年之久），此志未尝稍怠（钟傅的育人志向从未懈怠）”^[25]。“故士不远千里走傅府（因此许多读书人不远千里来到钟傅所在的镇南府）。”^[26]

三是行卷与公荐。所谓“行卷”，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惯例。由于当时试卷没有密封，考官审阅评判试卷时，可以参考考生的著作及才誉决定取舍。于是考生们就将自己平时的诗文编辑成书卷，赶在考试前送呈有关人员以求推荐，逐渐形成一种风尚，称为“行卷”。“助长行卷之风的，主要是那些在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还有那些与主试官关系特别密切，因而可与之通榜，即共同决定录取举子的名单的人。”^[27]这种“通榜”，被视为举荐人才，被称为“公荐”。著名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认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28]

《通典》记载：“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长官召集属僚），设宾主，陈俎豆（陈设宴请宾客的器具），备管弦（准备管弦乐队），牲用少牢（用猪和羊作为祭祀），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古人以60岁为耆，50岁为艾）、叙少长而观焉（按照年龄顺序排列座次）。既饯（为考生饯行之后），而与计偕（计偕的本意是指地方长官与计吏一道赴京汇报工作并接受审计，后来引申为各地考生随同计吏赴京参加考试）。”^[29]唐诗中有两首脍炙人口的“行卷”唱和佳作。一首是考生朱庆余投送文坛名流、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近试上张籍水部》：

［4］《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册第5933页。

另一首就是张籍回复的《酬朱庆余》：

［5］同上书第6册第4376页。(www.xing528.com)

晚唐诗人杜荀鹤虽然享有盛名，却屡试不第，只能哀叹：“闭门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30]杜荀鹤所说的“梯媒”，就是指投送“行卷”的媒介。

四是省试。所谓“省试”，就是尚书省举行的全国性科举考试。唐代规定，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全国各地考生必须到尚书省礼部报到，并交纳文状（个人资料），“选曹每年皆先立版榜（礼部选曹每年都事先颁发式样），悬之南院（公布于南院）。选人所通文书（考生报送的个人资料），皆依板样（必须依照规定的式样书写）。一字有违（只要有一字不符），即被驳落（就会失去应试的机会）”^[31]。此外应试考生还实行“五人联保”，“如有缺孝弟之行（如果缺乏孝悌的品行），资朋党之势（有纠结朋党的表现），迹由邪径（有歪门邪道的形迹），言涉多端者（言论涉及异端邪说），并不在就试之限（就不具备应试资格）。如容情故（如果相互包庇），自相隐蔽（私下隐瞒），有人纠举（一旦有人举报），其同举人并三年不得赴举（联保者三年之内都不能参加考试）”^[32]。736年，担任主考官的吏部考功员外郞（副司长）李昂与考生李权发生冲突，唐王朝决定将主考权由吏部转到礼部，由礼部侍郎（副部长）出任主考官，但铨选任命权仍然由吏部执行。此后礼部专门设置贡院，作为省试的考场和阅卷场。中书省、门下省，及九卿官员经常奉命协助考试。唐代省试考3场，每场考1天，从卯时（5—7时）开始，到酉时（17—19时）结束，后来又延长到点完3支蜡烛。省试的考试方法，一是帖经（填空），二是墨义简答），三是策问（论述），四是诗赋。诗赋最初只是进士科对帖经考试的一种补充方式，称为“赎帖”，后来演变为正式的考试内容。唐代最为著名的试帖诗佳作出自“大历十才子”之首的钱起手笔，其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33]，一直被视为千古绝唱。

五是放榜及第与释褐试。唐代的省试经过阅卷排列名次后，须送中书省、门下省复审，再送回尚书省唱名放榜，被录取者称为“及第”，亦称“登科”、“登第”、“擢第”，俗称“折桂”。其名次公布形式有二：一是用黄纸大字集中公布于礼部南院，称为“金榜”；二是用黄花公文笺书写及第者姓名及名次，派专人报送当事人，称为“金花帖”。放榜之后，新科进士们要履行一套礼仪活动：一是谒宰相，就是引领新科进士到中书省拜谒宰相，由状元出面致辞，然后一一按名次报名行礼；二是谢座主，就是由新科状元领队去拜谢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期集，就是由新科进士凑钱举办宴会，相互祝贺。由于宴会设于曲江亭，因此称“曲江大会”；宴会中要依次刻名于慈恩寺塔（大雁塔），又称为“题名会”；宴会前后，新科进士一路走马看花，遍游长安名园，相互赋诗唱和，于是也称为“探花宴”。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多次参加省试落榜，直到46岁才终于进士及第。参加曲江大会时，孟郊感慨万端，留下千古名诗；

［2］同上书第6册第4219页。

唐代的省试录取者，可以免除赋役，后来扩大到全家优免赋役，称“衣冠户”。但省试及第只是获得做官资格，要正式获得官职任命，还须通过吏部的选试。吏部选试合格者，就可以脱下平民的褐衣（粗布衫），穿上官服，俗称“释褐试”。吏部是中央机关人事部门，主管官员任命及政绩考核。按唐代制度规定，3品以上官员的任命，称为“册授”；5品至3品官员的任命，称为“制授”；9品至6品官员的任命，称为“敕授”。册授和制授者，由皇帝直接决定，宰相可以参与意见；敕授者，分由尚书省兵部（武职）和吏部（文职）提出意见，报请皇帝核准，被称为“铨选”。吏部针对礼部新科进士所举行的任职考试，虽然也属于“铨选”范围，但其正式名称是“关试”。由于关试时间是春季，因此也称“春关”、“春试”。吏部的关试有身、言、书、判4个方面的要求。所谓“身”，就是考察体貌，要求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所谓“言”，就是考察口头表达能力，要求口齿清楚，条理分明；所谓“书”，就是考察楷书字迹；所谓“判”，就是考察判断能力及公文写作。据《通典》记载，唐代的关试，先是测试书、判，称为“试”；其次是察看身、言，称为“铨”；考官综合4项成绩，拟定所授官职，称为“注”；然后当众宣布任职名单，称为“唱”。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进士及第后就未能通过吏部的关试，直到两年之后补考合格，才被任命为校书郎；唐代名家韩愈，19岁就参加科举考试，“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34]困守长安达10年之久，“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固（濒临死亡但意志却更加坚定），得其所者争笑之”^[35]，无奈之中只好投身藩镇幕府，直熬到34岁才获得四门博士的官职。

唐玄宗时期，科举考试已经日臻完善，“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36]，“举人大率二十人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37]，科举考试逐渐形成干部选拔的主流方式。据专家研究，唐代科举考试前后共有50多个科目，但经常举行者仅有12个科目，即秀才、进士、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科，其中录取人数最多者是明经、进士两科。进士科应试者较多，录取者较少，考试难度最大，前途也更为荣耀，因此既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8]之说，又有“白衣公卿”^[39]“一品白衫”^[40]之称。800年，白居易29岁中进士第4名，就留有《题慈恩塔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41]科举考生来源于两种渠道：一是国立学府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经过州县报考的平民百姓，称为“乡贡”。唐代290年间，“约计有50万人次参加过进士考试，平均每年及第约24人（实为22.9人）”^[42]“共录取进士6642人”^[43]，录取率不足1.33%。其中录取最多者是唐敬宗李湛时期，平均每年录取34人；录取最少者是唐高祖李渊时期，平均每年仅录取3人。

由于封建社会的政治腐败，科举考试很快就出现徇私舞弊现象。据《资治通鉴》记载，743年，中书令李林甫兼任吏部尚书，“选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科举考试的工作全部托付给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御史中丞（中央监察部副部长）张倚新得幸于上（新近受到皇上特别信任），（宋）遥、（苗）晋卿欲附之（想巴结他）。时选人集者以万计（当时集中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有上万人），入等者六十四人（考试合格者有64人），（张）倚的儿子（张）奭（shì）为之首（被列为榜首状元），群议沸腾。前蓟令苏孝韫以告安禄山（前任蓟县县令苏孝韫将情况报告安禄山），安禄山入言于上（安禄山报告皇上），上（李隆基）悉召入等人面试之，张奭手持试纸（试卷），终日不成一字，时人谓之‘曳白（交白卷）’”^[44]。李隆基一怒之下，立即将宋遥贬任武当（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市）太守，苗晋卿贬任安康（陕西安康市）太守，张倚贬任淮阳（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太守，协助监考的礼部郎中等人也全部被贬到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