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大力推行改革，设立“三省六部”及“二台十一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九品中正制，以科举选拔人才，压抑关陇贵族的政治势力，使社会经济及文教事业得以恢复与发展。杨坚以太常寺掌管礼仪祭祀及教育，设博士4人。其下属11个署中，太医署设有医博士及助教各2人，按摩博士和祝禁博士各2人；太卜署也设有太卜博士及助教各2人，相博士及助教各1人，可见太医署和太卜署也兼有办学任务。隶属太常寺的国子寺，则“统国子、太学、四门（学）、书算学，各置博士、助教、学生等员”[1]，国子学有学生140人，太学和四门学各有学生360人，书学有学生40人，算学有学生80人。593年，隋文帝命“国子寺罢隶太常，又改寺为学”[2]，将国子寺改称国子学，设为直属中央机关的最高学府。607年，隋炀帝杨广改“国子学为国子监”[3]，与少府监、长秋监、将作监、都水监并称“五监”。正如孙培青先生所言：“国子寺及国子祭酒的设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教育的机构和官员，标志着我国封建教育已经发展到了成为独立部门的时代，这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4]
隋代规定：“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每年仲春月、仲夏月、仲秋月、仲冬月的第一个丁日），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每年另外举行一次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学校每年仲春月和仲秋月举行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县也是每年在学校举行一次乡饮酒礼）。学生皆乙日试书（学生每逢干支乙日考核学业），丙日给假焉（丙日放假）。[5]一时间，“天子乃整万乘（整顿国家），率百僚（率领百官），遵问道之仪（遵循问道的仪式），观释奠之礼（观看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博士罄悬河之辩（博士们口若悬河辩论），侍中竭重席之奥（侍中竭尽尊重学问的奥妙），考正（证）亡逸（考核订正散失的书籍），研核异同（研究审查古籍的异同），积滞群疑（积聚滞留的诸多疑问），涣然冰释（很快就得到解答）。于是超擢奇隽（于是越级提拔杰出人才），厚赏诸儒（重赏众多儒生），京邑达乎四方（从京城到全国），皆启黉（hóng）校（都开始兴办学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山东、河北、河南的读书人特多），负笈追师（背着书箱追寻老师求学），不远千里，讲诵之声（讲授诵读的声音），道路不绝”[6]。
隋文帝杨坚(www.xing528.com)
据史料记载，隋代国子监长官称为祭酒，是从3品官职，年俸400石；副长官称为司业，是从4品官职，年俸250石；国子学博士是正5品官职，年俸200石，国子学助教与太学博士是从7品官职，年俸70石；四门学博士是从8品官职，年俸50石，太学助教与四门学助教是从9品官职，无年俸[7]。国子学学生“视从七品（相当于从7品官职）”[8]，太学学生“视从八品”[9]，四门学学生“视从九品”[10]。这就是说，凡是国学的学生，均享有政府公务员的待遇，其品秩甚至高于太学助教及四门学博士。为维护师道尊严，隋代又特别设立法规，强调教师不可侵犯。隋文帝颁发的《开皇律》明确规定，皇亲国戚享有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的“八议”特权，皇家的亲朋故旧及具有特殊功勋和贤能的达官贵人，都可以通过“八议”减免刑罚，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判处；但是同时又明确规定，“十恶”之罪不能享有“八议”的减免权。而殴打或侮辱“受业师”，就是“十恶”的第9条，称为“不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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