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专科教育现状

魏晋南北朝的割据纷争，特别需要各种专业人才，这就促使各类专科学校兴起，形成史学、文学、律学、书学、医学、算学、玄学、道学并存的教育格局，其中以史学、文学、律学、书学影响最大。

一是史学专科教育。据专家研究，汉代的历史专著，只有6种342篇；而《隋书·经籍志》记载的史书，则多达867种16558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69]，这不仅表明当时的学术界已经非常热衷于史学，而且表明史学已经从附庸于经学的“传”，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重要学科。公元前26年，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检典籍，开创中国目录学最初的《别录》和《七略》，将书籍分为6大类：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只是将史书列为六艺略的附庸，并未单独归类。281年，汲郡（河南卫辉市）古墓发现大批古简，晋武帝司马炎“诏（荀）勖（xù）撰次之（命荀勖进行编辑整理），以为《中经》（命名为《中经》），列在秘书（收藏到皇家图书馆）”^[70]。荀勖根据这次古籍整理经验，写出一部目录学名著——《中经新薄》，提出按甲、乙、景（丙）、丁4部的图书分类法。其中景（丙）部就设有史记、旧事、皇览薄、杂事等细目。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著名文学家李充奉命整理古籍，提出以“经史子集”4类编列书籍的目录学分类原则，“自尔因循，无所变更”^[71]，从此使史学上升到仅仅次于经学的地位。319年，石勒以襄国（河北邢台市）为根据地自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随即任命“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gǔ）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72]，开创史学专科教育。石勒出生于武乡（山西长治市武乡县），是羯（jié）族人，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当过奴隶的皇帝。石勒没有受过文化教育，近乎文盲，但是“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经常按照自己的看法评论古今帝王得失），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朝廷中饱受教育的儒士听到他的评论无不表示赞同和敬佩）”^[73]。313年，石勒刚攻占邺城（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就立即“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提拔精通经学的官吏担任文学教官），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74]，随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选择部将及豪族子弟入学受教），且备击柝（tuò）之卫（并设立学校打更巡夜的警卫制度）”^[75]，同时“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通过3次考试后毕业录用），显升台府（尽量分配到中央部门任职）。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选拔5名太学生担任助理著作郎），录述时事（负责记录时事政要）”^[76]。不仅如此，石勒还“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77]，首开皇帝直接主持学校考试的记录。可见中国史学专科教育的起航，是出于战乱年代对史鉴价值的特别看重。

二是文学专科教育。三国曹魏时期，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都是文学大师，因此特别推崇文学，从而使文学从“雕虫小技”直接进入大雅之堂。236年，魏明帝曹睿“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78]，命王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79]，首创文学专科学校。王肃是魏晋时期的重量级人物，其父王朗是当时名士，与钟繇、华歆并列三公。曹丕曾高度评价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80]王肃本人也是一代名儒，曾注释《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与其父王朗注释的《易传》一并收藏于太学，号称“王学”。陈寿对他的评价是：“亮直多闻（见闻广博），能析薪哉（能够继承他父亲的事业）！”^[81]王肃的女儿王元姬也是著名才女，后来与司马昭成亲，是晋武帝司马炎的母亲。王元姬被尊为太后之后，“虽处尊位，不忘素业，躬执纺绩（亲自纺纱织布），器服无文（器具和衣物朴素无文采），御浣濯之衣（穿洗过的衣服），食不参味（吃饭不超过3个菜）。而敦睦九族（能促使亲属之间亲近和睦），垂心万物（关注天下百姓），言必典礼（讲话符合礼仪），浸润不行（从来没有谗言诽谤）”^[82]。东晋偏安江南之后，王氏家族仍然居于王、谢、桓、庾四大望族之首。魏明帝以王肃兼任崇文观祭酒，用意显然是要利用经学的招牌推进文学的发展。438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在南京鸡笼山开设学校），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雷）次宗学馆，资给甚厚（拨付的经费很丰厚）”^[83]。这就是说，南朝宋文帝征召著名教育家雷次宗兴办儒学馆时，也同时兴办玄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形成4馆并立的教育格局。470年，南朝宋明帝刘彧“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84]。宋明帝所设总明观，又称东观，也设有玄学、儒学、文学、史学4科，每科均设置学士10人，正令史1人，书令史2人，门吏1人，典观吏2人，将藏书、学术研究与教学融为一体，显然是分设4个专业的国立大学。(www.xing528.com)

三是律学专科教育。魏武帝曹操是植根于儒学，同时又“揽申、商之法术（采用申不害、商鞅的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兼用韩信、白起的计谋）”^[85]的政治家，即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86]。226年，魏明帝曹睿即位，尚书卫觊（jì）提出：“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87]魏明帝立即采纳卫觊的意见，开办律学专科教育。此后历代王朝均设置律学博士，开办法律专科学校。

四是书学专科教育。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后，促进了书法及绘画艺术的发展，教授书法的私学也为之盛行。据《晋书》记载，光禄大夫荀勖（xù）奉命兼任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簿记典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以钟繇、胡昭的书法为教材）”^[88]。钟繇字元常，是曹魏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小楷的创始人，与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并称“钟王”。胡昭字孔明，也是书法大家，与钟繇齐名，时称“胡肥钟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