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教育始终与干部选拔和任用制度如影相随。东汉末年战乱四起，各方诸侯纷纷割据称雄，人才的选拔与争夺日趋激烈，民间的人物评价常常成为各方诸侯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当时汝南名士许劭及其堂兄许靖，“好共核论乡党人物（喜欢一起评论本地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每月总是要更换评议对象），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53]曹操显达之前，曾多次请许氏兄弟给自己下评语，许劭不得已而言之：“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54]曹操对此非常高兴。这种总体定性式评价，后来发展成为分列品级的量化评定，将人物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9个等级，称为“九品”。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以九品论人的干部考评制度，史称“九品官人法”，亦称“九品中正制”。《宋书》记载：“汉末丧乱，魏武始基（曹操开始建立基业），军中仓卒（军中办事仓促），权立九品（暂且订立九品用人制度），盖以论人才优劣（大体上以此评价人才的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并不是评论门第的高低）。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55]220年，曹丕称帝前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正式确立“九品官人法”。
［11］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册第326页。
“九品官人法”正式列为官方法规后，很快就形成一套组织机构，以及操作程序。负责实施“九品官人法”的中央机构主要是司徒府。司徒府即丞相府，以司徒长史为长官，兼有干部部、人事部、教育部的职权。267年，晋武帝司马炎下令“司徒加置左长史（副长官），掌差次九品，铨衡人伦”[56]，具体负责考察、品评、定级的地方官员称为“中正”。中正的官称，始于陈胜起义创立的政权，职责是“主司群臣”[57]，也就是人事部长。曹魏时期设为地方政府的人事局长，分为郡国和州县各级。司马懿执政时又分设大、小中正。《三国志》记载：“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才行所任。”[58]由此可见，上自中央政府的公卿大臣，下至基层行政单位的办事官吏，都必须接受中正的考评。“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遂令散骑常侍刘劭（shào）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59]刘劭制订的都官考课之法，“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故历代不能通也”[60]。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前夕，“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命各郡中正按六条标准举荐滞留民间的人才）：一曰忠恪匪躬（忠诚勤谨），二曰孝敬尽礼（孝顺虔敬恪守礼仪），三曰友于兄弟（对兄弟友善），四曰洁身劳谦（修身自洁勤勉谦虚），五曰信义可复（言行诚信符合道义），六曰学以为已（学习有成效）”[61]，形成干部考察的准则。晋代担任中正的官员大多是门阀士族，于是“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62]，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63]，形成“门阀制度”。
晋武帝司马炎(www.xing528.com)
276年，晋武帝为适应门阀制度的需要，下令修建国子学，就是在传统的太学之外，另建一所贵族太学，目的就是“异其贵贱耳”[64]。278年，国子学建成之后，设祭酒及博士各1人，助教15人。293年，晋惠帝司马衷进一步明确国子学的入学资格，规定“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子）学”[65]。311年7月13日，匈奴人刘曜及叛军王弥部攻入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西晋灭亡，洛阳太学及国子学被焚毁。337年，偏安江南的东晋设立南京太学；385年，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增设南京国子学，恢复太学与国子学并立的教育体制。
九品官人法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直到598年隋文帝杨坚下令“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66]，历时约378年。九品官人法强调门第出身，导致国子学的诞生，使寒门子弟备受压抑，于是引发隋唐时期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变革，形成科举制度。正如教育史专家毛礼锐先生所言：“从教育制度史上看，九品中正制是由汉代的察举、征辟到唐代科举制的过渡形态。”[67]据胡舒云博士研究，九品官人法“助长了官学的坏风气，也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变革。它使许多士人仰仗高门、不思进取、不学无术，从而使学校废置无常，若有若无，也使许多高门大户为‘保家’而进德修业，勤学不辍，从而促进了私学和家庭教育的兴旺发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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