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刘宏一生碌碌无为,正如《后汉书》所言:“《秦本纪》说赵高谲(jué,欺骗)二世,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亦给(dài,哄骗)灵帝不得登高临观,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则灵帝之为灵也优哉。”[155]意思是:刘宏就像秦二世被赵高愚弄、欺骗一样,也被宦官赵忠、张让等人肆意哄骗、愚弄,以致不能登高望远,可见亡国之君都有相同的原因,灵帝死后能被谥为“乱而不损”的“灵”字,这应当算是最宽容的历史评价。汉灵帝名义上是一国之君,实际只是外戚集团及宦官集团轮流利用的傀儡。他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列肆于后宫(在后宫开办商店),使诸采女贩卖(让宫女们乔装叫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贾)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文官帽),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亲自驾驭驴车),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仿)效”[156]。百无聊赖之中,汉灵帝竟然留下一处闪光点,这就是兴办“鸿都门学”。《后汉书》记载:公元178年3月15日,洛阳发生地震,“始置鸿都门学生”[157]。唐人李贤注释:“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158]这就是说,鸿都门学是一所学习辞赋书画的学校,办学规模达到上千人,是中国史籍记载最早的专科学校。其实汉灵帝开办鸿都门学,也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产物,当时的宦官集团虽然取得政治主导权,但是始终遭到士大夫鄙视,舆论形象很差。为了培养依附于自己的知识分子,形成与外戚集团相抗衡的文化阵地,于是宦官集团利用汉灵帝喜欢辞赋书画的个人兴趣,兴办起这所别具一格的专科学校。
鸿都门学的生源不同于太学,学生是由各郡国择优选送的具有文艺专长者,大多数学生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被世家大族斥为“斗筲之徒,何足选也”[159]。鸿都门学的教学内容也与太学不同,主要是学习尺牍、小说、辞赋、字画等课程,不要求攻读儒家经典。所谓“尺牍”,就是古代的书信。当时的书信书写于竹简上,有一定书写格式,规格多为1尺1寸,因此有尺牍、尺翰、尺简、尺书等多种称谓。汉代的尺牍已出现许多精彩的散文,不仅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所谓“小说”,只是现代小说的前身,当时还只是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人物之类的作品。所谓“辞赋”,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辞,后来成为汉代盛行的文体。辞赋以四、六字句为主,讲究骈偶,要求声律谐协,文辞藻饰,多用典故。刘勰认为:“诗有六义(颂、赋、风、雅、比、兴),其二曰赋。赋者,铺(陈)也,铺采摛(chī,舒展)文,体物写志也。”[160]《文心雕龙》列举的10大“辞赋之英杰”,只有荀况和宋玉是战国人,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8人都是汉代人。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严助、朱灵臣等人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深为士大夫仰慕。汉灵帝宠信文艺人才,不断遭到士大夫的攻击,这是宦官集团与外戚贵族集团政治斗争的必然。宦官集团为壮大势力,特别看重鸿都门学,学生毕业后,大多授予高官厚禄,有不少人出任刺史、太守、尚书、侍中等高级官职,甚至还有人封侯赐爵。其中学有成就的师宜官、梁鹄、毛弘等著名的书法家,以鸟虫篆书和八分书闻名于世,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贡献颇多。鸿都门学延续时间很短,仅仅11年之后,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大肆烧杀劫掠,宦官集团覆灭,鸿都门学也随之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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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都门学出现于东汉末年,是汉代文学艺术获得空前发展的结果。汉代的散文、辞赋是中国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汉代的书法和人物绘画也有很高的造诣,开始形成引人注目的艺术形式,这就为文艺专科教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据教育史专家孙培青先生所言,鸿都门学“作为一种办学的新形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161]。鸿都门学的出现,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形成以及各种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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