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与汉代经学：儒家经学一统天下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刘彻下令“置《五经》博士”^[135]，将《诗》、《尚书》、《礼记》《周易》、《春秋》5部古籍列为教材，称为“五经”。经官方的大力推动，汉代学术很快演变成为儒家经学一统天下。公元175年，汉灵帝刘宏下令以古文、篆书、隶书3种字体，将儒家《五经》刊刻于太学，标志着官方经学教材版本的认定，但仍然未能消除儒家经学的门派林立。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获得学者的普遍认同，被视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所谓“经学”，就是指注解经典古籍的学间。汉代经学主要是指“诗学”、“书学”、“礼学”、“易学”、“春秋学”，后来又出现“论语学”和“孝经学”。

所谓“诗学”，即研究《诗经》的学说。《诗经》源出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大约500多年流传于世的诗歌。据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古代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多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删去重复），取可施于礼义（选取部分可以用于礼仪教化者），上采契后稷（首先述说殷商始祖契和周人始祖后稷的圣德），中述殷周之盛（然后述说殷商和西周的兴盛），至幽厉之缺（直到周幽王和周厉王时期礼乐制度的缺失），始于衽席（以叙述男女情感的诗篇开头），故曰‘《关雎（jū）》之乱以为《风》始（因此将《关雎》列为《国风》的首篇），《鹿鸣》为《小雅》始（将《鹿鸣》列为《小雅》的首篇），《文王》为《大雅》始（将《文王》列为《大雅》的首篇），《清庙》为《颂》始（将《清庙》列为《颂》的首篇）。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305篇诗孔子都配上弦乐歌唱），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以求与《韶》、《武》、《雅》、《诵》的乐舞和谐）。礼乐自此可得而述（礼乐制度从此得以称述），以备王道（因此具备了先王的仁义之道），成六艺（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的编修）。”^[136]据后世学者研究，诗三百篇在孔子之前就已形成文本，孔子只有配乐之举，并无编订之功。据孟子所言，“说诗者不以文害辞（讲说诗的人不以个别文字歪曲词句），不以辞害志（不以个别词句歪曲诗的本意），以意逆志（用自己的体会去追溯诗意），是以为得之（就是学诗的好方法）”^[137]。这就是说，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已形成学习和研究诗三百篇的风气。西汉初年，诗三百篇的流传更广泛，有不少学者投身于研究诗三百篇，官方推崇“鲁诗”、“齐诗”、“韩诗”，号称“三家诗”。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之后，诗三百篇被列为经典，冠名为《诗经》。东汉时期，民间流传的“毛诗”经过郑玄笺注成为范本。“毛诗”是西汉初年毛亨及其侄毛苌辑注的古文诗，每篇加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全书另有一篇总序，称为《诗大序》，是古代诗论的第一篇专著。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家诗”先后失传，郑玄笺注的“毛诗”成为一家独秀。唐代贞观年间，国子祭酒孔颖达作《毛诗正义》40卷，分别疏解“毛诗”和“郑笺”，“毛诗”由此成为《诗经》的正宗，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尚书》并列为唐代“九经”。南宋时期，又将《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列为经典，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儒学的“十三经”。古人认为，学《诗》可以陶冶情性，提高文化修养，因此备受推崇。正如《汉书》所言：“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用精微的言辞相互交谈）。当揖让之时（在宾主相见的外交场合），必称诗以谕其志（一定会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已的意趣），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也（大体上是以诗的修养区别贤能与无能者，并由此观察对方的社会兴衰）。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就没有抒发情感的语言）’也。”^[138]

所谓“书学”，即研究《尚书》的学说，源于西汉初年“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139]。汉文帝曾经专门派晁错到山东向伏生求学，伏生的再传弟子倪宽也曾为汉武帝讲授《尚书》，深得汉武帝赏识。《尚书》即“上古之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录有尧舜禹及夏商周历代的典章制度和重要政令，儒家所推崇的圣王德行大多出自《尚书》。《尚书》的内容多为典命制诰之类的官方文献，文字古奥难懂。汉代学者“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向研究五经的儒生请教《尚书》的差异），牵引以次章句（依次排列为章句），具文饰说（尽量收集轶闻以修饰其学说）”^[140]，以至于“一经说至百余万言”^[141]。

所谓“礼学”，即研究《仪礼》的学说。所谓“礼”，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据《说文解字》的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142]，后来引申为宗法制度的行为规则，形成一种区别尊卑、贵贱、亲疏的意识形态，最终由宗族内部扩展到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西周之后“礼”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核心政治思想，形成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史记》记载：“《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仪礼》从孔子时已经不完整），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143]西汉初年，《士礼》17篇开始广为流传，内容包括婚、丧、祭、冠、乡、射、朝、聘等礼仪程序。司马迁认为：“《礼》经纪人伦（礼教规范人伦道德），故长于行（因此侧重于实行）。”^[144]东汉时期，学者传授《仪礼》时逐渐衍义出解释《礼》的《记》，也就是关于礼的理论、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形成《礼》与《记》合一的《礼记》。据《汉书》记载，河间王刘德（汉景帝第3子）“修古好学（喜欢研究古事爱好学习），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一定要精心抄写副本给书主），留其真（自己留下正本），加金帛赐以招之（又赐以金帛不断招求好书）。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于是四方有道德学问者都不远千里而来），或有先祖旧书（许多有祖传古书者），多奉以奏献王者（也纷纷进献给他），故得书多，与汉朝等”^[145]。其中有一部名为《周官》的古书，相传是周公旦所著。原书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6篇，但冬官篇已经失传，汉代学者将《考工记》列入以代之。王莽时期，采纳刘歆的意见，将《周官》列为官学教材，更名为《周礼》。东汉末年，《周礼》经郑玄作注后身价倍增，成为儒家的皇皇大典之一，与《仪礼》、《礼记》并称为“三礼”。

所谓“易学”，即研究《周易》的学说。“易”源于伏羲的“八卦”，肇始于原始社会的占卜。商代末年，周文王被商纣王扣押，在狱中推演“八卦”，形成《周易》。汉初的易学宗师是山东人田何，其再传弟子杨何被汉武帝任命为太中大夫，从此将易学列入官学。易学的主旨是研究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正如司马迁所言：“《易》者著（论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因此长于变化）。”^[146]易学可供演绎的空间特别大，有利于宣扬封建统治者鼓吹的“天人感应”世界观，因此被汉代儒学视为诗、书、礼、乐、春秋的本原。

所谓“春秋学”，即研究《春秋》的学说。《春秋》原是记载东周前期各种事件的史书，出于孔子手笔，原文特别简约，仅有1.8万字。从字面看，春秋只是简单记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词语好理解，近乎“大事记”之类文字，但是其中蕴含的意义比较隐蔽、幽深，需要学者进行发掘、研究，因此引发出旨在说明《春秋》的“传文”。汉代流传较广的《春秋》传文，主要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公羊传》是汉景帝时期公羊寿与胡毋生的作品，经董仲舒大力推动，被列为春秋学的正宗教材。《春秋谷梁传》的作者是江公。“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齐名）。（董）仲舒通（晓）五经，能持（立）论，善属文（善于写文章），江公呐于口（语言迟钝）。上使与（董）仲舒议（辩论），不如（董）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丞相公孙弘本人也是研究公羊学的学者），比辑其义（编排公羊学大义），卒用董生（最终录用董仲舒）。于是上因尊公羊家（于是汉武帝也因此尊崇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命皇太子学习《公羊传》），由是《公羊》大兴（这样就使公羊学特别兴旺起来）。”^[147]江公的《春秋谷梁传》受到冷落。《春秋左传》的作者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其文笔尤为犀利。《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的体裁有所不同，《左传》侧重于讲述历史，《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于阐释经义。诚如朱熹所言：“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书写删改的用意），与当时事之大意。”^[148]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曾大量取材于《左传》。(www.xing528.com)

郑玄

郑玄字康成，是高密（山东潍坊市高密市）人，生于公元127年，卒于公元200年。郑玄的8世祖郑崇曾经担任西汉末年的尚书仆射，是部长级高官，但是郑玄出生时已只是一般的农家子。郑玄13岁能诵读五经，16岁闻名乡里，21岁就“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149]，随后又进入太学攻读《京氏易》、《公羊传》以及《三统历》、《九章算术》，并师从张恭祖、马融、卢植等著名学者继续学习《古文尚书》、《周礼》、《左传》。40岁之后，郑玄回到山东故乡办学，“客耕东莱（山东烟台市龙口市），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150]，“凡（郑）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151]，成为影响最大的汉代名儒。朝廷曾多次征召郑玄出仕，大将军何进及冀州牧袁绍也先后许以左中郞将、赵相、侍中、大司农等高位请郑玄出山，都被郑玄婉言谢绝。郑玄一生执教达30余年，著书64种282卷，教育成果与学术成果极为丰硕。《汉书》对郑玄的评价甚高：“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汇集各家学说），删裁繁诬（删除烦琐及错误），刊改漏失（补充修改遗漏及失误），自是学者略知所归（从而使学者认识到经典的规范）。”^[152]

汉代经学将先秦的社会理想、大政方针、典章制度、文献诰命熔为一炉，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大至治国齐家，小到各项具体政策，都可以从中取得理论原则及实践指导，因此被视为治术的经典，深得封建统治阶级的青睐。《汉书》言：

［2］班固《汉书》第3172页。

这就是古人关于“道”与“经”，以及“经”的价值的认识。汉代的经学教育，基本上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死记硬背。正如东汉著名政论家仲长统所言：“教化以礼义为宗，礼义以典籍为本。”^[153]东汉著名思想家王符更是一语道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154]从此，中国教育就成为经学的一统天下，开始一头雾水地走入“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死胡同。宋代之后，经学发展成为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仍然只是囿于回顾、不肯前瞻，成为禁锢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死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