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星相学认为北极星是帝王之星，称为“紫微星”。由于“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116]，形同紫微星的仆从，于是就将帝王的近臣称为“宦官”。秦代末年赵高专权，首开宦官把持朝政的先河。吕后晚年特别信任宦官张释，下令“封中谒者张释卿为列侯”[117]，首开宦官封侯的先例。东汉开国之后，“宦者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118]宦官”的称谓演变成为专指皇宫的男性服役者（隋唐之后始称“太监”）。尽管汉光武帝刘秀曾经明确规定：“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119]，但仍然未能抑制宦官势力的急剧膨胀。公元92年，汉和帝刘肇与宦官郑众铲除大将军窦宪的外戚集团，郑众“以功迁大长秋（皇后长秋宫秘书长）。策勋班赏（皇上论功行赏），每辞多受少（郑众总是辞让较多者收受较少者）。由是常与议事（于是经常参与商讨国家大政）。中官（宦官）用权，自（郑）众始焉”[120]。此后，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血腥争斗，一直是东汉政权的梦魇。
李膺
公元146年，汉桓帝刘志即位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趋激烈。太学生不愿与宦官为伍，于是以太学为舆论阵地，开始品评公卿，议论朝政。一时之间，“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河南尹）、陈蕃（太傅）、王畅（司空）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太学中流传说）：‘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一起发表激烈言论），不隐豪强（不回避有权势者）。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都害怕受到舆论批评），屣（xǐ）履到门（纷纷穿着便鞋登门拜访太学）。”[121]太学生的舆论攻势，与外戚集团相互呼应，对宦官集团形成强大的压力。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得罪宦官赵忠，被撤职送到左校署服劳役，“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到皇宫大门呈递请愿书）”[122]，声称“愿黥（qíng）首系趾（受墨刑和趾刑），代（朱）穆校作（代替朱穆服劳役）”[123]，迫使宦官集团释放朱穆，这是中国史籍记载的第一次学潮。(www.xing528.com)
公元159年，汉桓帝决意铲除梁氏外戚集团，将宦官单超、徐璜、具瑷、左馆（guàn）、唐衡同时封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124]公元161年，名将皇甫规因为“恶绝宦官（对宦官深恶痛绝），不与交通（不肯与宦官交往）”[125]，结果遭到宦官迫害，“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126]，此时正赶上大赦，皇甫规获释，宦官集团随即开始策划镇压太学生。公元166年，司隶校尉李膺因不肯结交宦官，被控告“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127]，于是“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128]。功曹（郡府属吏）范滂（pāng）被捕后，“狱吏将加掠考（拷打），（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枷锁），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毒打），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审问），（范）滂等皆三木囊头（颈项与手足都戴有刑具头上蒙着布袋），暴于阶下”[129]。“（范）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古人遵循善道），自求多福（能为自己争取福佑）；今之循善（今天我们遵循善道），身陷大戮（却陷入死罪）。身死之日（我死之后），愿埋（范）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伯夷）、齐（叔齐）。’（王）甫愍然为之改容（受到感动）。乃得并解桎梏（于是解除他们的枷锁）。”[130]太学生陈寔（shí）宣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大家就难以解脱）”[131]，随即自行入狱。公元169年，李膺、杜密等百余人被宦官集团杀害，株连判刑者达数百人。公元172年，宦官集团再次镇压太学生运动，“四处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132]。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曹鸾为党人鸣冤叫屈判处连坐），弃市（被斩首于闹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全部免职并禁止参与政治活动）”[133]，史称“党锢之祸”。
公元189年八月，宦官张让、赵忠、段珪等人袭杀大将军何进，车骑将军何苗与司隶校尉袁绍、虎贲中郎将袁术、尚书卢植发起反击。9月25日，张让等人挟汉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逃到小平津（孟津县境内黄河渡口），被卢植率军追及，“皆投河而死”[134]。暗中觊觎多时的西凉军阀董卓趁机劫持汉少帝及陈留王，率军进入洛阳控制朝政，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两败俱伤，军阀混战随即展开，东汉洛阳太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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