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废除“挟书律”，民间私学开始复苏，东汉时更为活跃。《后汉书》记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战事逐渐平息），专事经学（开始专注于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此后学习风气一代比一代淳厚）。其服儒衣（那些身穿儒者服装），称先王（口中称道先王），游庠序（游学于学校），聚横塾者（聚会于私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布满全国各地）。若乃经生所处（学者汇聚之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赶紧修建校舍），赢粮动有千百（自己带着粮食去求学者成百上千），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那些年高望重的学者开门授徒），编牒不下万人（有案可稽的名册不下于万人）。皆专相传祖（他们都有世代相传的学说），奠或讹杂（不会讹误混杂）。至有分争王庭（以至发展到争论于朝廷），树朋私里（树立学术派别于乡里），繁其章条（烦琐演绎经典著作的章节），穿求崖穴（穿凿经书的细节），以合一家之说（使之符合一家的学说）。” [93]公元175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竖立于太学大门），使天下咸取则焉（使天下读书人都以此为准）。”[94]河南各地更是私学林立、盛况空前。汝南（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县）名士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95]陈留（河南开封市）名士楼望，“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96]；颍川（河南许昌市禹州市）名士张兴，“拜太子少傅。显宗（汉明帝刘庄）数访问经术（多次向他请教经学）。既而声称著闻（此后名声更大），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97]。由此可见，汉代私学的影响很大，现列举趣闻3则。
一是“狱中讲学”。西汉名士夏侯胜，从小就是孤儿，在逆境中奋发求学，“从始昌（名儒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论）说灾异。后事蕳卿（著名学者倪宽的学生），又从欧阳氏（名儒欧阳生）问（请教）。为学精孰（学问精细纯熟），所问非一师也”[98]，终于成为著名经学大师，被征为博士，出任光禄大夫（高级顾问）。公元前73年，汉宣帝刘询下诏命群臣讨论褒扬汉武帝。大臣们纷纷拥护，夏侯胜却表示反对，因此被弹劾获罪入狱。同时入狱者，还有不肯附和弹劾夏侯胜的丞相长史（秘书长）黄霸。黄霸从小学习律令，以廉洁干练著称，但缺乏经学功底。二人入狱后，“（黄）霸欲从夏侯胜受经（学习经学），（夏侯）胜辞以罪死（以犯有死罪予以推辞）。（黄）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贤其言（夏侯胜赞赏黄霸的豪言壮语），遂授之（于是为他讲授经学）。”[99]夏侯胜与黄霸历时3年的狱中讲学，一直被后世传颂，视为学习的楷模。公元前70年夏，关东49郡发生地震，汉宣帝宣布大赦，夏侯胜与黄霸同时被释放出狱。汉宣帝有感于二人狱中讲学的事迹，任命夏侯胜出任谏大夫给事中，任命黄霸为扬州刺史。夏侯胜后来成为太子太傅，奉命注疏《尚书》、《论语》，深得汉宣帝赏识，辞世后被特许随葬汉昭帝的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夏侯）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100]。黄霸也因为“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政绩考评居全国首位）。征守京兆尹（调任代理京师长官），秩二千石”[101]，随即出任太子太傅、御史大夫（副丞相）、丞相，先后赐爵关内侯、建成侯、定侯，被《汉书》列为循吏第二人，声誉仅次于以办学兴教著称于世的文翁。
汉代私塾的学习活动(www.xing528.com)
二是“因学成市”。东汉名士张霸“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又想学习别的经学），父母曰‘汝小未能也’，（张）霸曰‘我饶为之（我可以逐渐学习）’，故字曰‘饶’焉（因此以‘饶’作为自己的名字）”[102]后来师从樊倏（shū，光武帝刘秀的表弟）学习《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103]。“（张）霸以樊倏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词语仍然烦琐），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104]，被称为“张曾子”。张霸开办私学后，“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分别在他家附近买房子），以就学焉”[105]。张霸后来被举荐孝廉，出任光禄主事，随后升任会稽郡（江苏苏州市）太守，培养出顾奉、公孙松等名士，于是“（会稽）郡中争厉志节（相互鼓励立志保持节操），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106]。张霸去世后，他的儿子张楷遵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于梁县（河南汝州市），并就地安家守墓办学，“宾客慕之（宾客们敬仰他），自父党夙儒（从他父亲的朋友到饱读经书的儒士），偕造门焉（都上门拜访）。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学生们无法学习），黄门（宦官）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纷纷沿街盖房经商），以候过客往来之利（乘机做学生往来的生意赚钱）。（张）楷疾其如此（张楷对此很痛恨），辄徒避之（多次迁居躲避）”[107]，最后“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求学者也跟着进山），所居成市（张楷所居之处又很快成为闹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张楷字公超）”[108]。
三是“私学入宫”。东汉名士桓荣年轻时曾经到长安太学求学，向博士朱普学习《欧阳尚书》，由于家境贫寒，靠勤工俭学坚持学业达15年，直到王莽篡权导致朝政混乱之时，才回乡务农继续自学。他的老师朱普去世后，桓荣到九江奔丧，随后“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聚数百人”[109]。新莽末年天下大乱，“（桓）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间（后来又客居江淮各地讲学授徒）”[110]。公元43年，桓荣60岁被征召到大司徒府任职，他的学生何汤以虎贲中郎将官职为皇太子讲授《尚书》。光武帝刘秀得知桓荣是何汤的老师后，立即召见桓荣，“令说《尚书》，甚善之”[111]，于是任命桓荣为议郎，担任皇太子的老师，并经常让桓荣利用朝会为公卿百官讲授经书。光武帝要桓荣担任博士，“桓荣叩头让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同学）郎中彭闳、扬州从事皋弘’”[112]光武帝随即任命桓荣为博士，任命彭闳、皋弘为议郎。此时桓荣已年老多病，怕耽误皇太子的学业，就推荐学生胡宪为皇太子侍讲。公元54年，71岁的桓荣出任太常卿（主管教育的长官）。桓荣每次卧病，汉明帝刘庄“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监）、太医相望于道（太监、太医频频相遇于路上）”[113]。桓荣病危时，汉明帝“幸其家问起居（亲自到桓荣家中问候），入街下车（一到街口就下车步行以示敬重），拥经而前（捧着经书来到病床前），抚（桓）荣垂涕（抚摸着桓荣流泪），赐以床茵（床垫）、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114]。桓荣辞世后，汉明帝“亲自变服（换上吊丧的服装），临丧送葬”[115]，可见东汉的私学已经影响到宫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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