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的成立及规模

汉代以主管祭祀的太常寺兼管教育，尚未设置专门的教育机构。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兴办太学，其目的是“崇乡党之（教）化，以厉（磨砺、培养）贤才焉”^[54]，用意首先是推广教化以稳定统治，其次才是培养人才。西汉太学设置之初，仅有学生50人，百余年后曾一度扩充到3000余人，但很快又缩减为1000余人。直到公元4年，王莽出于篡汉夺权的政治需要，开始大力扩充太学，于是“起明堂（皇家大礼堂）、辟雍（太学）、灵台（皇家天文台），为学者构舍万区（修建学生宿舍1万间），作市（设立交易市场）、常满仓（即常平仓），制度甚盛”^[55]《三辅黄图》记载：“王莽为宰衡，起灵台，作长门宫（常平仓），南去堤三百步。起国学于郭内之西南，为博士之官寺（办公室），门北出（大门向北），正于其中央为射宫（射箭厅），门出殿南向为墙，选士肄射于此中（学生毕业的射箭考试在此举行）。北之外为博士舍三十间，周环之。北之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于此市（学生初一十五在这里交易），各出其所郡所出质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其东为太学官寺（办公厅），门南出（大门向南），置令丞吏，诘奸宄（guǐ，盘查坏人），理词讼（处理案件）。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出行沿途都有屋檐遮盖），雨不涂足，暑不暴首。”^[56]可见王莽修建的长安太学，已经与皇家大礼堂和皇家天文台融为一体，既设有大型粮仓，又设有交易市场，还设有维持治安的官署和监狱，拥有学生1万余人，俨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学城”。只可惜仅19年后，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政权及长安太学就宣告终结；公元25年，赤眉军也攻入长安城，两支农民军随即相互残杀，“王莽大学城”被彻底摧毁。

西汉长安太学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但传到他父亲刘钦时，就只是南顿（河南周口市项城市）县令。刘秀9岁丧父，被叔叔刘良收养，生长于蔡阳（湖北襄阳市枣阳市），蔡阳当时属南阳郡（河南南阳市），因此刘秀自称是南阳人。《汉书》记载：西汉末年“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吴顷、楚元之后（宗族子弟都是汉高祖刘邦及其兄弟吴顷王刘喜、楚元王刘交的后代），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57]，可见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汉代皇族帝胄已有10余万人，但大多沦落为一般平民。刘秀从小“性勤于稼穑（sè，喜欢种庄稼）”^[58]，因而经常遭到兄长讥笑。王莽扩建太学后，刘秀“乃之长安，受《尚书》（学习《尚书》），略通大义（粗略弄懂书中的内容）”^[59]，显然只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太学生。正是这位喜欢种庄稼的太学生，后来投身于绿林军起义浪潮，参与其兄长刘寅组建的“春陵军”，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终于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据史料记载，春陵军组建之初，只是刘氏宗族为核心的小部队，武器装备很差，刘秀也只能骑牛上阵，被后人戏称为“牛背上天子”。

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即位称帝，史称“东汉”，10月27日，刘秀定都洛阳，随即下令兴建太学。公元29年，洛阳太学竣工，刘秀亲临视察，“赐博士弟子各有差”^[60]，首开皇帝视察太学先例。《洛阳记》记载：刘秀兴建的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约23.1米），广二丈（约4.6米）”^[61]。从这个仅有106平方米的讲堂可知，当时洛阳太学的规模不大。公元43年，刘秀再次亲临太学主持博士论辩，“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直到日落才结束）”^[62]，首开皇帝亲自主持学术讨论的先例。《后汉书》记载：“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zī）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63]可见此时的洛阳太学规模已大有扩充，不仅博士们各自拥有上百人的门徒，而且有匈奴人入学，这就是中国史籍所见最早的留学生记录。东汉后期，洛阳太学达到3万余人，但学风已经严重败坏，多数学生不务学业，专事投机钻营。公元190年，关东群雄讨伐董卓，董卓挟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临行前实行焦土政策，大肆焚烧宫室、劫掠财物，洛阳太学被焚毁。

东汉洛阳太学(www.xing528.com)

汉代太学由博士们分科讲学，互不统属，博士既是太学的老师，又是太学的官员。为便于协调全校性活动，西汉设有“仆射”的官职，东汉改称“祭酒”，均以博士中德高望重者出任，但只是“召集人”的身份，直到隋唐时期才演变成为太学的长官，具有“校长”的职权。《后汉书》记载：“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64]按照汉代官序，博士是“比六百石”，大县县令是“千石”，小县县长是“四百石”或“三百石”。可见汉代太学的仆射或祭酒，只是略高于太学博士的官职，级别在大县县令与小县县长之间。但是由于汉代博士有资格参与讨论国家大政，因此享有的政治礼遇又大大高出其官位。公元59年2月20日，汉明帝刘庄祭祀光武帝刘秀之时，曾明确规定朝廷服饰：“天子冠通天，诸侯王冠远游，三公、诸侯冠进贤三梁，卿、大夫、尚书、二千石、博士冠两梁，千石已（以）下至小吏冠一梁。”^[65]由此可见，东汉的太学博士虽只是“比六百石”的中低级干部，但享有“二千石”高级干部的政治待遇。

汉代太学的主要招生渠道有二：一是礼仪长官太常的直接选拔，二是各地官府的照例推荐。由于当时官宦子弟可以通过“任子”制度进入仕途，不需要太学“文凭”就能依仗父兄的官爵做官，因此太学生多数是来自民间的读书人。尽管汉代规定太学生可免除赋税和徭役，也不缴纳学费，但生活费仍需自理，许多家境贫寒者还必须自谋养家糊口的生计。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曾出任御史大夫的倪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长期为其他学生做饭当炊事员）。时行赁作（时常外出打工），带经而锄（带着经书去给人锄地），休息辄读诵（休息的时候就读书）”^[66]。西汉末年的丞相翟方进，“家世微贱……年十二三，失父孤学……辞其后母，欲西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方进读（打草鞋供给翟方进读书的生活）”^[67]。东汉经学大师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窭（jù）无资，常客佣以自给（经常给人打工以维持生活），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15年间不曾回家探望）”^[68]。由此可见，汉代太学不仅有许多贫苦家庭出身的读书人入学，而且率先开创了勤工俭学的历史纪录。

汉代太学的毕业考试称为“射策”，每年举行一次。《汉书》记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69]可见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招收太学生之后，就设有被称为“射策”的考试科目，以考试成绩授予官职相激励。所谓“射”，就是揣摩、思考；所谓“策”，就是作为试题的“策问”以及作为答卷的“对策”。颜师古注释：“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将疑难问题写成策问），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按照问题难度分为甲乙两种试卷），列而置之（分别排列），不使彰显（不透露策问内容）。有欲射者（参加考试者），随其所取（可以随意抽取策问），得而释之（得到试卷后就可以对策），以知优劣（然后以对策答卷质量评定考试优劣）。”^[70]考试及格的太学生，“能通一艺以上（通晓一门经学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可以补任文学掌故的缺额）；其高第可以为郎中（成绩优秀者可以任命为郎中），太常籍奏（由太常寺卿编选名册上报）。即有秀才异等（如有特别优异者），辄以名闻（还可以单独具名上报）。其不事学若下材（那些不认真学习的成绩不及格者），及不能通一艺（以及不能通晓一门经学者），辄罢之（立即取消太学生资格），而请诸能称者（另外补录合格者）。”^[71]西汉后期，太学生的毕业考试分设为3科，“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72]。所谓“郎中”，是皇帝身边的侍从官，官秩为300石，每月的俸禄有2000枚铜钱及米粮12斛（约240公升），属于皇帝近臣，被视为“台郎显职，仕之通阶”^[73]；所谓“太子舍人”，是太子东宫的侍从官，官秩为200石，每月的俸禄有1000枚铜钱，及米粮9斛（约180公升）；所谓“文学掌故”，是汉代地方政府的文教助理员，官秩为100石，每月的俸禄仅有800枚铜钱及米粮4.8斛（约96公升），属于最低级的正式官吏。后来随着太学生人数增多，考取难度增大，许多杰出人才也要经过多次考试才能脱颖而出，大多数太学生更是只能“结童入学，白首空归”^[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