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倡儒学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39]汉武帝立即批准执行,从此拉开“罢黜百家”的序幕。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40],开始重用儒生。诚如王充所言:“犹博士之官(博士官职的设立),儒生所由兴也(儒生的地位也就为之显要)。”[41]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以“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42],下令“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百人”[43],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因此脱颖而出)”[44]。董仲舒极力标榜儒家学说,要求:“诸不在六艺制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45]汉武帝对此十分赞赏,随即推行“独尊儒术”的国策,这就是《汉书》所谓:“及(董)仲舒对册(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46]从此确立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是广川郡(河北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出生于富裕地主家庭,从小刻苦学习,“尝乘马不觉牝牡(乘马外出时经常分不清母马和公马)”[47]。《汉书》言其“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帏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获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48]。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出任江都王刘非的国相;公元前125年又改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胶西王闻董仲舒大儒,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病免”[49],从此告病回家办私学,“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50]。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结合西周天道观及阴阳五行之说,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构建儒学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官方的统治哲学。
[5]同上书第2502页。
[6]同上书第2503页。
[7]同上书第2504页。
[8]同上书第2512页。
[9]同上。(www.xing528.com)
通过董仲舒推崇倡导,汉代太学很快出现空前盛况,儒学也随之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
董仲舒强调:“善为师者,既美其道(一定要完善自己的道义),有慎其行(谨慎自己的行为);齐时蚤(早)晚(调整好早晚的作息时间),任多少(恰如其分地安排教学量),适疾徐(注意掌握教学的节奏);造而勿趋(讲解不要过于急促),稽而勿苦(遇到阻碍也无须烦恼);省其所为(需要反省自己的方法),而成其所湛(注意掌握自己的教学目标),故力不劳而身大成(这样就能比较轻松愉快地完成学业成就学问),此之谓圣化(这是明智的教学方法),吾取之(我坚持这些原则)。”[51]这显然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原则。诚如王永祥先生所言:“董仲舒是汉代的第一大儒,封建社会理论大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封建社会初期的有建树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汉代第一大教育家”[52];“不过,董仲舒的新儒学体系也包含了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维护封建专制和压抑人性的方面,始终是消极方面,特别是到封建社会的后期,便日益走向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方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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