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202年五月，汉高祖刘邦从洛阳迁都关中，以秦始皇之弟赵成峤的封邑为政治中心，因赵成峤的封号是“长安君”，即设置为长安县。由于长期战争摧残，当时关中“民失作业（民众失去工作），而大饥馑（面临灾荒饥馑），凡米石五千（60公斤米卖到5000文钱），人相食，死者过半”[25]，以致“天子不能具钧驷（皇帝车驾凑不齐4匹毛色一致的驭马），而将相或乘牛车（有的将相级高官只能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平民百姓没有储藏）”[26]。刘邦为医治战争创伤，下令废除秦代“收泰半之赋（征收三分之二的赋税）”[27]，改为：“约法省禁（颁布法令要求厉行节俭），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按十五分之一收取赋税），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核算官吏俸禄和必要的行政开支向民众征税）。”[28]公元前168年，国库储备“足支一岁以上”[29]，汉文帝刘恒于是采纳晁错建议，“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30]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刘启正式确定“三十而税一”[31]。到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已经是“民人给家足（民众人人自给家家富足），都鄙廪庾尽满（都市和封邑的粮仓全部装满），而府库余财（官府库存大量节余的钱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京城积累的钱币达100亿），贯朽而不可校（因穿钱的绳索腐朽而难以清点），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国库的存粮因年年积压而爆满），充溢露积于外（只好堆积于仓外），腐败不可食（以致毁损腐败不可食用）。众庶街巷有马（城市大街小巷都有马匹），仟佰之间成群（乡村田野之间更是马匹成群），乘牸牝（zhì pìn）者摈而不得会聚（乘母马者常常遭到拒绝而不能参与聚会）”[32]，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盛况空前的繁荣景象，文化教育也因此得到大力推进，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初年，尽管汉高祖刘邦颁布“约法三章”，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33]但是秦代重法轻儒的思想影响仍使儒家学说受到社会轻视，连刘邦本人也经常有鄙视儒生的举动。《史记》记载：“沛公不好儒（刘邦不喜欢儒生），诸客冠儒冠来者（客人如果戴着儒生的帽子前来），沛公辄解其冠（刘邦总是要摘下他的帽子），溲溺其中（向帽子中撒尿）。与人言（与人谈话），常大骂（经常大骂儒生）。”[34]直到郦食其坚持以儒生身份献计攻占陈留（开封市开封县陈留镇），夺取秦军后勤基地，赢得战场主动权后，刘邦对儒生的看法才有所改变。汉代著名文学家陆贾是刘邦起义初年的追随者，因说服南越王赵佗归汉，深受刘邦信任。《史记》记载：(www.xing528.com)
［1］司马迁《史记》第2699页。
刘邦受到震动，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秦王朝为何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我为何得天下的原因），及古成败之国（以及古代成功与失败的国家）。”[35]“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陆贾于是粗略论述国家存亡的征兆），凡著十二篇（共撰写12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36]。刘邦从此认识到“夫儒者难以进取（儒生不能打天下），可与守成（可以守天下）”[37]于是征召儒生制订礼仪制度，要求“令易知（要明白易懂），度吾所能行为之（考虑我能办到的程度提出意见）”[38]。西汉前期从汉惠帝刘盈、汉高后吕雉、汉文帝刘恒，直到汉景帝刘启，都采用兼有法家思想的黄老学说作为治国方针，实行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鼓励各家学派发展教育。据史料记载，汉代初年，易学、诗学、书学、礼学、春秋学都普遍得以恢复与发展，儒家经学也活跃于齐鲁燕赵各地，逐渐形成权威学派和师传体系，普遍占据私学的教育阵地，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