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发展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推行教化，其次才是培养人才。所谓“教化”，源于《毛诗》关于“风”的传疏，即：“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7]意思是，《诗经》将诗歌分为风、雅、颂3类，第1类的“风”就是指风化、教化，也就是通过教育感化民众，促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秦国及秦王朝一直坚持以法治国，用意就是要通过法治实现社会教化，实现“行同伦”[8]的目标，使“当壮者务于战（努力进攻），老弱者务于守（努力防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功（努力立功）”[9]。秦王朝中央政府设有太傅、少傅、博士等文教官员，地方政府设有“三老”掌管教化。陈胜称王之时，曾“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10]，可见“三老”在民间的影响很大。刘邦平定三秦之后，也立即“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11]。可见刘邦为建立稳固的关中根据地，不仅沿用秦代地方管理制度，而且将县三老（县教育局长）、县丞（县办公室主任）、县尉（县公安局长）、县令（县长）一并列为县领导班子成员。
《韩非子》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摒弃古代的书简典籍），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禁绝先王的言论），以吏为师。”[12]李斯也主张：“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在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刑）禁。”[13]于是“以法为教”就成为秦代的教育政策，结果造成秦代“以法代教”的灾难性后果。秦代权臣赵高是赵国王族的远亲，他父母都曾遭受秦国的刑罚。由于赵高精通狱法，办事能力强，因此受到秦始皇重用。赵高为报仇雪恨，“私事公子胡亥（暗中投靠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喻之决狱（教他学习刑法）”[14]，“所习者，非斩劓（yì）人（不是斩杀人头割人鼻子），则夷人之三族也（就是灭人三族）”[15]，结果将胡亥教育成一部杀人机器。正如贾谊所言，“岂胡亥之性恶哉（难道是胡亥天性恶劣吗）？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是因为他所学内容导致他行为反常的缘故）”[16]。可见赵高确实是误人子弟的高手，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阴险的教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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