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话：法家的壹教及其对封建社会的影响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他们对中国法律的起源、演变、发展，以及法律与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等基本问题都有深入的探讨，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改革，及秦王朝建立中央集权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律体制长达2000多年。法家的思想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率先推行变法的管仲和子产；法家学说的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著名改革家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熔为一炉，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

法家思想适应了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政治需要，春秋战国时期政绩卓著的改革家们无不从颁布法令、改革田赋制度入手推行新政。战国初期，封建制度逐渐在诸侯各国施行，全面变革奴隶制已经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于是催生出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形成与儒家、墨家、道家大相径庭的革命思想。儒家、墨家、道家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已过去，当前的社会问题是历史退化所致；法家则认为：不同时代的社会变化都自有其客观原因，是社会进化所致，明智者只能顺应历史潮流，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当务之急不是回顾，而是前瞻，主张“圣人不法古（不局限于古人），不修今（不局限于现状）。法古则后于时（局限于古人就会落后于时代），修今则塞于势（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发展）”^[135]，“世事变而行道异也（社会形势有所改变，行为准则也必须随之改变）”^[136]。从历史的角度看，法家的思想显然更具有进步意义。

法家学派的产生虽然得益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但法家的崛起却意味着百家争鸣的终结。法家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137]，因此要求“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138]。商鞅的改革就明确提出“贱游学之人”^[139]，要求实行“壹教”。“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破，锐者挫。”^[140]意思就是：对那些博学诗书者、长于谈辩者、讲究信廉者、论说礼乐者、注重修行者、集结朋党者、互相标榜者、议人长短者，一律不能让他们获得富贵的机会，不允许他们评说刑罚，不允许他们向君主陈述私家学说，顽固不化者就打到他，锋芒毕露者就挫败他。显而易见，法家的所谓“壹教”，就是要禁绝百家争鸣，只允许传播法家的一家之言，只允许施行法家的一派之教，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专制的开端。

法家的“壹教”特别强调者有三。

一是强调“事因于世”，就是指措施必须面对现实，不拘泥于古人成法。法家认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141]古代社会并非儒家所宣扬的那样美好，“尧之王天下也（尧帝领导时期），茅茨不剪（茅屋没有修剪整齐），采椽不斫（zhuó，采伐椽子也不砍削枝丫），粝粢（lì zī）之食（吃的是粗粮），藜藿之羹（喝的是野菜汤），冬日麑（ní）裘（冬天披一块小鹿皮），夏日葛衣（夏天穿一件麻布衣），虽监门之服养（即使是现在看门奴仆的生活条件），不亏于此矣（不会比这更差）。禹之王天下（大禹领导时期），身执耒鍤（lěichā）以为民先（亲自拿起工具带头劳动），股无胈（大腿的肌肉消瘦），胫不生毛（小腿的汗毛被磨光），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即使是现在奴仆的辛劳也不过如此）”^[142]，因此“古之易财（古人轻视财物），非仁也（并非是出于仁慈），财多也；今之争夺（今人争夺财物），非鄙也（并非是特别贪婪），财寡也。轻辞天子（古人轻易就辞让天子的高位），非高也（并非是道德高尚），势薄也（是由于权位太轻）；重争士橐（tuó，今人争夺官职依附权贵），非下也（并不是品德卑下），权重也（是由于权位太重）。故圣人议多少（因此圣人总是注意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论薄厚为之政（考虑权势的轻重以制定政令）。故罚薄不为慈（可见刑罚较轻也不算仁慈），诛严不为戾（责罚较严也不算暴虐），称俗而行也（不过是适应社会变化的举措）。故事因于世（因此国家政策应当取决于现实社会情况），而备适于事（相应的举措必须与目的一致）”^[143]。“圣人不期修古（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法常可（不效法过去的常规），论世之事（要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因为之备（并制定相应的措施）。”^[144]韩非用“守株待兔”的故事，讽刺返古思想的迂腐，指责儒、墨、道各派学者都是蛊惑人心的蛀虫，是“反逆世者（反社会者）”^[145]，要求取缔各家私学，“禁其行”^[146]、“破其群”^[147]、“散其党”^[148]，禁绝其思想传播。

二是强调“以法为教”。法家认为：“明主之国（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无书简之文（不会照搬古人的典籍），以法为教（而以法令为教材）；无先王之语（不会墨守前代帝王的言论），以吏为师（而以熟悉法令的官吏为老师）；无私剑之捍（制止游侠刺客们仗剑横行的私下争斗），以斩首为勇（标榜杀敌立功的勇士）。是境内之民（要求境内的民众），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其言谈必须遵循法规），动作者归之于功（让劳动者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勇者尽之于军（将勇猛者全部编入军队）。”^[149]“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就是制订和推行法规）。法不阿贵（法令不袒护权贵），绳不挠曲（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之所加（法令规定要制裁者），智者弗能辞（聪明的人也不能逃避），勇者弗敢争（勇敢的人也不敢抗争）。刑不避大臣（刑罚不庇护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奖赏不遗漏平民）。”^[150]“圣人为法（圣人制订法令），必使之明白易知（一定会明白易懂），名正愚知（让愚者或智者都能理解）。徧（biàn）能知之为置法官（为普及法律知识而设置法官），置主法之吏（设置宣传法令的公务员），以为天下师（作为指导民众遵纪守法的老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使民众免于陷入违法的危险）。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因此圣人治理天下无须判处死刑），行法令明白易知（就是因为其法令简洁明了），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加上各级官吏的宣传引导），知万民皆知所避就（教育民众懂得避免违法），避祸就福（免于受到法律制裁而保全幸福），而皆以自治也（因此整个社会都能自觉遵纪守法）。”^[151]

三是强调“杀刑返德”。法家认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之心。“民之生（人的天性），度而取长（量长度时会取长弃短），称而取重（称重量时会取重弃轻），权而索利（权衡个人得失时会选择于己有利者）。”^[152]“民之于利也（民众趋利而行），若水于下（就像水必然流向低处），四旁无择也（没有别的选择）。”^[153]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树立“明于公私之分”^[154]的公义道德观。人的利害关系各有不同，其价值取向也必然各有区别。“舆人成舆（车匠制造车子），则欲人之富贵（就希望别人富贵），匠人成棺（棺材匠制造棺材），则欲人之夭死也（就希望别人早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这并不是因为车匠仁慈或棺材匠恶毒），人不贵则舆不售（是因为别人不富贵就不会买车），人不死则棺不买（不死人就没人买棺材），情非憎人也（其本意并不是憎恨别人），利在人之死也（而是自己的利益就在于别人死亡）。”^[155]因此必须用法律形式来维护社会公义，“刑用于将过（刑罚用于制止将要犯罪之前），则大邪不生（那么大的犯罪行为就不会发生）；赏施于告奸（奖赏用于告发犯罪的预谋），则细过不失（那么细小的罪过也就难逃法网）。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家就能安定）。国治必强（国家安定就必然会导致富强）。一国行之（一个国家实行法治），境内独治（就会使国内获得安定）；二国行之（两个国家实行法治），兵则少寝（战争也就会有所减少）；天下之行（普天之下都实行法治），至德复立（最高的道德准则就可以重新确立）。此吾以杀刑之返于德而义合于暴也（这就是我所说的刑罚可以转化为道德，而宽容反而会导致暴乱的原因）”^[156]，于是就可以通过实行法治，达到“去私心行公义”^[157]的目的。这就是法家主张“壹教”，提倡“杀刑返德”的教育观。

【注释】

[1]杨天宇《礼记译注》第141页。

[2]同上书第142页。

[3]《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92页。

[5]万丽华译注《孟子》第218页。

[6]同上。

[7]关贤柱《吕氏春秋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5页。

[8]李梦生《左传译注》第895—896页。

[9]同上书第1106页。

[10]同上书第1255页。

[11]同上。

[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7页。

[13]司马迁《史记》第1256页。

[14]同上。

[15]郭彧译注《周易》第359页。

[16]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9页注。

[17]司马迁《史记》第1258—1259页。

[18]同上书第3224页。

[19]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0页。

[20]同上。

[21]同上。

[22]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23]司马迁《史记》第1905页。

[2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8页。

[25]万丽华译注《孟子》第229页。

[26]匡亚明《孔子评传》第287页。

[2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页。

[28]司马迁《史记》第1914页。

[29]同上书第1915页。

[30]同上书第1916页。

[31]司马迁《史记》第1917页。

[32]同上书第1918页。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书第1909页。

[36]同上书第1938页。

[3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7页。

[38]同上书第154页。

[39]同上书第95页。

[40]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52页。

[41]杨伯峻《论语译注》第9页。

[42]同上书第145页。

[43]同上书第80页页。

[44]同上书第37页。

[45]同上书第41页。

[46]同上书第163页。

[47]同上书第52页。

[48]同上书第67页。

[49]《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册第3152页。

[50]同上书第3154页。

[51]邢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52]张耿光《庄子全译》第603页。

[53]同上。

[5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709页。

[55]同上。

[56]辛志凤《墨子译注》第56页。

[57]同上书第32页。

[58]辛志凤《墨子译注》第30页。

[59]同上书第32页。

[60]同上书第59页。

[61]同上书第157页。

[62]辛志凤《墨子译注》第465页。

[63]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81页。

[64]辛志凤《墨子译注》第30页。

[65]杨向奎《墨经数理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页。

[66]辛志凤《墨子译注》第408页。

[67]同上书第416页。

[68]同上书第194页。

[69]同上书第204页。

[70]张耿光《庄子全译》第607页。

[71]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页。

[72]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4页。

[73]万丽华译注《孟子》第59页。

[74]同上书第58页。

[75]同上书第69页。(www.xing528.com)

[76]同上书第125页。

[77]同上书第291页。

[78]同上书第291—292页。

[79]同上书第252页。

[80]同上书第301页。

[81]同上书第56—57页。

[82]同上书第57页。

[83]同上书第57页。

[84]同上书第304页。

[85]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页。

[86]万丽华译注《孟子》第149页。

[87]同上书第71页。

[88]同上书第185页。

[89]同上书第186页。

[90]同上。

[91]同上书第72页。

[92]同上书第90页。

[93]同上书第331页。

[94]同上书第247页。

[95]同上书第265页。

[96]同上。

[97]同上。

[98]同上书第324页。

[99]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8页。

[100]张敬《列女传今注今译》（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公司1994年版）第35—36页。

[101]张敬《列女传今注今译》（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公司1994年版）第36页。

[102]赖炎元《韩诗外传今注今译》（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公司1979年版）第365页。

[103]张敬《列女传今注今译》第36页。

[104]同上书第37页。

[105]蒋南华《荀子全译》前言第1页。

[106]司马迁《史记》第2348页。

[107]蒋南华《荀子全译》第488页。

[108]同上书第489页。

[109]同上书第637页。

[110]蒋南华《荀子全译》第43—44页。

[111]同上书第33页。

[112]同上书第31—32页。

[113]同上书第35页。

[114]同上书第400页。

[115]同上书第120—121页。

[116]同上书第121页。

[117]同上。

[118]司马迁《史记》第1687页。

[119]同上书第2347—2348页。

[120]同上书第2346页。

[121]丘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所列《中国历代度量衡量值表》，是本书度量衡换算的依据。

[122]司马迁《史记》第3197页。

[123]司马迁《史记》第3199页。

[124]同上。

[125]同上。

[126]同上。

[127]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页。

[128]同上书第417页。

[129]于孔宝《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30]司马迁《史记》第1895页。

[131]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9页。

[132]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133]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45页。

[134]李山译注《管子》第326页。

[135]石磊《商君书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136]同上。

[137]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第1104页。

[138]同上书第965页。

[139]石磊《商君书译注》第68页。

[140]同上书第113页。

[141]司马迁《史记》第2229页。

[142]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第1088页。

[143]同上书第1088—1089页。

[144]同上书第1085页。

[145]同上书第992页。

[146]同上。

[147]同上。

[148]同上。

[149]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第1112页。

[150]同上书第111页。

[151]石磊《商君书译注》第159页。

[152]同上书第49页。

[153]同上书第148页。

[15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第366页。

[155]同上书第322—323页。

[156]石磊《商君书译注》第61页。

[157]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