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子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79年3月4日[22]，享年72岁。孔子是宋国王族后裔，原姓子，从第6世祖孔父嘉（姓子名嘉字孔父）开始改姓孔。孔父嘉死于宋国内乱，其子木金父逃奔到鲁国，从此定居陬（zōu）邑（山东济宁市曲阜市南辛镇）。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鲁国武士，曾多次勇立战功。叔梁纥63岁时回到故乡担任陬邑大夫（镇长）。当时叔梁纥已经有9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名叫伯尼（孟皮），是个跛子，不能继承武士家业。于是叔梁纥66岁时又迎娶20岁的颜微在，生下孔子。由于古人认为男子64岁后结婚不符合礼仪，因此《史记》称：“（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23]所谓“野合”者，就是指叔梁纥的婚姻有违礼法。孔子3岁时叔梁纥病逝，颜微在带着孔子迁居到颜氏家族聚居的曲阜，母子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正如孔子所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4]公元前535年，孔母颜微在病逝，16岁的孔子开始独立面对社会，于艰难困苦中坚持学习，逐渐成长为贯通“六艺”的青年才俊。大约20岁左右，孔子曾两次担任公务员：一次是担任委吏（库房会计），另一次是担任乘田（牧场管理员）。孟子曾言：“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能做到账目没有差错）。’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能做到牛羊茁壮生长）。’”[25]
孔子讲学图
匡亚明先生曾言：“孔子在‘三十而立’的时候，由于学业德行的广博深厚，已渐为社会所承认。他既无从政（仕）的机会，乃开始收徒讲学。” [26]孔子曾自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创立自己的事业），四十而不惑（学问不断加深已经没有疑惑），五十而知天命（穷理尽性之后懂得天命的始终），六十而耳顺（能够从别人言谈中分辨真假并判明是非），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所有的思念不会逾越规矩）。”[27]公元前515年，孔子拒绝权臣阳虎的拉拢，继续坚持办学，这就是《史记》所言：“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来自远方的人），莫不受业焉（都向孔子请教）。”[28]公元前502年，“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山东济宁市汶上县）宰（长官），一年，四方皆则之（各地诸侯纷纷向孔子学习行政管理的方法），由中都宰为司空（升任主管工程建设的副长官），由司空为大司寇（主管司法的长官）。”[29]公元前500年，孔子随同鲁定公姬宋参与会晤齐景公吕杵臼，用道义慑服齐国，迫使齐景公“归所侵鲁（国）之郓（山东菏泽市郓城县）、汶阳（山东泰安市肥城市汶阳镇）、龟阴（山东泰安市宁阳县龟山北面）之田以谢过”[30]。公元前496年，55岁的孔子以大司寇代理宰相，“与闻国政三月（参与主持国政3个月），粥羔豚者弗饰贾（贩卖羊猪者不敢漫天要价），男女行者别于途（男女行人分道行走），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各地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再也不用向官员送礼求情），皆予之以归（都能得到宾至如归的照顾）。”[31]鲁国的变化引起齐国的忌惮，“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120匹），遗鲁君（送给鲁定公）”[32]。鲁国当权的季桓子“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33]“往观终日，怠于政事”[34]，孔子最终被排挤出官场，开始周游列国。《史记》记载：孔子“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35]意思是：孔子周游列国很不顺利，先后在齐国受到排挤，在宋国和卫国被驱逐，在陈国和蔡国陷入困境，始终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只好回鲁国继续办学。
孔子的一生，因官场不得志而热衷于办学授徒。《史记》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作为教材），弟子盖（超过）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36]。孔子创办的私学设有学生宿舍，称为“内”，教室称为“堂”，招生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自行束修（送一束干肉）以上，吾未尝无诲焉”[37]。孔子办学的目的，是要实现他崇尚“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他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培养“贤人”，因此特别强调人格教育。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38]这个“己”字，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完善自己的人格品质；这个“人”字，就是指装扮自己，炫耀于人，这正是孔子立志要加以改造的不良社会现象。孔子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39]就是强调人格的力量大于权势。(www.xing528.com)
［10］杨天宇《礼记译注》第700页。
［11］同上书第691页。
据学者研究，商周甲骨文和金文都没有“仁”字。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仁”字始见诸史籍。《尚书》提到“仁”字仅有1次《，诗经》曾提到2次《，国语》提到24次《，左传》提到33次，但篇幅仅有2.1万余字的《论语》却反复提到109次，可见这个“仁，字确实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因此有学者认为：“用仁概括孔子的思想体系，并以此来命名孔子的哲学，是合理的。”[40]就教育学而言，孔子的“仁”就是人格道德，是教育所要培养的重要目标。
孔子培养人格道德的要求，其一是好学，即所谓“君子食无求饱（有德之人吃饭不要求饱足），居无求安（居住不要求舒适），敏于事而慎于言（工作勤奋而说话谨慎），就有道而正焉（虚心向有道者学习以匡正自己），可谓好学也已”[41]；其二是不留恋安乐，即所谓“士而怀居（读书人如留恋安逸），不足以为士矣（就不配称读书人）”[42]；其三是以天下为己任，即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刚强有毅力），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3]；其四是以道义为行动准则，即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没有规定必须怎样干），无莫也（也没有规定不能怎样干），义之与比（只要看准是符合道义的事情就必须坚持）”[44]；其五是坚持身体力行，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说话谨慎而迟钝，行动却勤劳而敏捷）”[45]；其六是敢于舍生取义，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6]。孔子曾经明确阐述自己的志向：“老者安之（让老年人安度晚年），朋友信之（让朋友之间充满信任），少者怀之（让年轻人怀念仁义道德）。”[47]但是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深怀忧虑：“德之不修（不能修养品德），学之不讲（不能讲习学问），闻义不能徙（听到道义而不能亲身奔赴），不善不能改（有问题而又无法纠正），是吾忧也。”[48]由此可见，孔子的一生是坚持弘扬仁义道德的一生，尽管他知道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但仍然不改初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修《诗》、《书》，定《礼》、《乐》，作《易传》，纂《春秋》。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孔子的人格，在平淡无奇中现出他的伟大，其不可及处在此，其可学处亦在此”[49]“孔子的人格，无论在何时何处，都可以做人类的模范。我们和他同国，做他后学，若不能受他这点精神的感化，真是自己辜负自己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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