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明确指出：“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为了曾给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早已绝对需要它。”[12]司马迁言：“盖黄帝考定星历（从黄帝开始考察星象制定历法），建立五行（建立五行相生学说），起消息（发现阴阳相长的自然规律），正闰余（设置闰月以调整每年12个月之外的剩余时间），于是有天地神祇（zhī）物类之官（于是设置祭祀天地神祇的官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13]司马贞考证：“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14]这就是说，黄帝编制的《调历（黄历）》，是通过观察太阳、月亮、星辰运行的规律，结合六律、六吕的音乐，用甲子计时的方法计算形成的综合性科研成果。正如《周易》所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15]《淮南子》的解释是：“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bèi）皆谓以谴告一人，故曰‘天文’。”[16]可见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就是指天象观察，也包含星象学、气象学、历算学等诸多内容。据专家研究，中国古代政府机关一直设有观察天象的专门机构，夏代称为“清台”，商代称为“神台”，周代称为“灵台”。
夏商周三代的天文观察人员，大多兼任医药、宗教、记史、占卜等职务，分别称为巫、祝、史、卜，这些人都具有专门的文化知识和业务技能，因此成为世代相传的职业家族，史称“畴官”。此外还有一些专管冶炼、器械、造车、造船、农艺、园艺的公务员，也属于世代传袭的“畴官”。畴官的专业知识和技艺未列入当时学校的教育内容，而是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传递，逐渐形成传男不传女，甚至于传长不传幼的规矩，使技艺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史记》记载：“幽（王）、厉（王）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17]“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18]。幸好有部分畴官流散民间之后，仍继续坚持传统的家庭教育，使相当部分濒临湮没的技艺得以流传，特别是其中一些实用技艺逐渐扩大流传范围，对民间技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民间家庭教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体制崩溃，私学担负起推进社会上层文化发展的任务，家庭教育则担负起推进社会基层文化发展的任务。农夫技艺的传承，是“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脱去上衣干活），别苗莠（分辨禾苗和野草），列疏遬（sù，使禾苗疏密排列得当），首戴苎蒲（头戴斗笠），身服袯襫（bó shì，蓑衣），沾体涂足（浑身泥土），暴其发肤（暴晒身体），尽其四支（肢）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努力在田野上劳作）。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之教不肃（严厉）而成，其子之学不劳（困难）而能。夫是故农之子常为农”[19]；工匠技艺的传承，是“相良材（选择优质材料），审其四时（观察四季变化），辨其功苦（分辨材料的特点），权节其用（合理安排材料用途），论比计制（精心设计），断器尚完利（保证器具制作完美）。相语以事（相互讨论工艺），相示以功（相互观摩成品），相陈以巧（相互交流技巧），相高以智（相互推崇技艺）。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20]；经商之道的传承，是“观凶饥（关注凶年的饥荒），审国变（审视国家政策的变化），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观察各地特产的四季流通情况），以知其市之贾（了解市场行情）。负任担荷（肩挑背扛），服牛辂马（驱牛驾马），以周四方（走遍四方）；料多少（预计物资的需求），计贵贱（盘算物价的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是以羽旄不求而至（于是远方的羽旄可以不期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军需的竹箭用之不绝）；奇怪时来（奇异的商品也能随时满足需要），珍异物聚（珍贵的货物也会充斥市场）。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互交谈的内容就是追逐利润），相示以时（相互盘算的目标就是交易时机），相陈以知贾（相互交流的信息就是市场行情）”[21]。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家庭教育，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是祖传技艺世代传承的纽带。(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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